一方面民企融资受困、不得不高息借贷，另一方面是央企粮饷充足、放贷（或“另类投资”）套利分红。这种民企与央企资金层面的冰火两重天境况，充分说明我国当下金融资源的严重错配。
　　又一场所谓的“高利贷”纠纷在上演。只不过，与通常高利贷纠纷发生在民企与民间放贷者之间不同，这场纠纷发生在民企与央企之间。
　　据媒体报道，四川达州的一家民营房企举报四川中石化高息放贷，因其未能及时还贷，该家民营房企的全部股权已被悄然易主，由此引发了此次中石化“另类投资”事件。对此，四川中石化回应，并非放高利贷，而是投资。
　　虽然，在事件爆发的初始阶段，我们还不便对此场纠纷的性质进行盖棺定论：究竟是如该民营房企所说“高息放贷”，还是如四川中石化所言“另类投资”。
　　但是，如果跳出表层的是非之外，一条隐秘资金的流动线路却清晰可见。在这条资金流动线路中，四川中石化是资金的供给方，民营房企是资金的需求方。而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明，在2010年底持续至今的货币紧缩政策之下，虽然民企的融资通道日渐趋窄，但央企（国企）的资金来源却相对宽裕。否则，又怎会有余钱“高息放贷”或“另类投资”呢？
　　一方面是民企融资受困、不得不高息借贷，另一方面是央企粮饷充足、放贷（或“另类投资”）套利分红。这种民企与央企资金层面的冰火两重天境况，充分说明我国当下金融资源的严重错配。
　　虽然，从表面上看，近年来我国信贷政策一直向小微企业（民企占主体）倾斜，2010年小企业新增贷款高于同期大型企业（央企占主体）16个百分点，2011年小企业的信贷增速亦高于同期大型企业。但是，民企信贷增速的相对上升，并没有解决民企融资总量严重匮乏的窘境，相反民企的融资成本却呈持续上升态势——以当下为例，央企的一年期信贷成本在6%-7%之间，但同期大多数民企的信贷成本却高达10%以上。这是因为，除极少数大中型规模的民企，大多数民企的信贷需要担保公司参与，而担保公司直接（间接）抽利即高达4%左右。更有少部分通过小贷公司借贷的民企，其贷款成本则是高达20%以上。而更多依赖于民间融资生存的民企，所付出的融资成本更是高达30%-60%之间（甚至100%以上）。
　　在融资总量匮乏、且成本高企之际，此家四川达州民营房企以月息3分（年复利40%以上）向四川中石化借贷，亦可谓见怪不怪。
　　那么，为何大型企业（央企占主体）相比小微企业（民企占主体）的信贷增速相对减缓之际，其资金面却能够如此充裕呢？这主要因为，央企除了银行信贷的融资渠道之外，还可以通过股市、债市和信托等渠道进行融资，而这些融资渠道对于绝大多数民企来说，几乎绝无可能。
　　除此之外，央企还因享有定价、税费、土地、以及低成本贷款等政策优惠，更容易赚取暴利以便于自身进行资本扩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