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人问我,对于河南焦作财政改革的采访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我会告诉他那个接受我采访的预算编制局局长说的一句话,“预算民主和一个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没关系。” 那么和什么有关系呢?在焦作听得最多的是关于“领导重视”的话,局长这么说,科长这么说,工作人员也这么说。我其实是有点抵触这种话的,在稿件中也尽量避免这种在中国的公共政策领域里最为常见的“官话”“套话”,不过我也得承认,这就是现实。 正如焦作财政局局长申相臣说的,从当年做副局长到现在的局长,如果他的想法局长不支持,局长的想法市长市委书记不支持,改革也是不可能的。 这实在是一个大实话。焦作十年前改革时遇到的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危机,只能说为焦作财政改革提供了现实的契机,类似的问题在当时并不只有焦作遇到了,至于小金库、账外账这些问题,至今在大部分的地区依然存在,但真正像焦作那样进行改革并坚持下来的太少了。 领导重视的一个细节是,会计委派制改革,文件下发了半年却推不动,最后全市开了一次大会,会后马上通知银行封存各部门的账户,收回财务章,会计由财政局统一派驻,改革始得真正启动。 观察焦作的财政改革,会计委派制是焦作十年改革的基础,因为财政局掌握了会计,从而掌握了真实的会计信息,这些信息成为编制预算、公众参与预算、预算公开、预算绩效管理等一系列改革的基础。正如一位接受我采访的财政局人士说到预算公开时讲的,没有这些信息,公众很难判断公开的信息是真的假的,这就不是真正的公开。 这让我想起从去年开始的中央部门预算公开和“三公经费”公开,虽然从“秘密”到公开,是个实质性的进步,但即便是财政学教授,面对这些笼统的数字时,常常有“看不懂”的回答。 这也是焦作改革需要勇气的地方之一,他们很早就突破了这个保密要求,正如申相臣所言,不过就是收了多少钱办了多少事,有啥可保密的?类似的事情是政府债务预算,财政局只是觉得这个事情该做,但这也遇到了争议,因为法律不允许地方政府举债,举债已违法,编制预算岂不是合法化?但焦作认为,与其任由债务混乱、风险失控,不如用预算去规范管理。 不过如果换成一个非财政系统的人的视角去看待焦作的改革,会看到焦作之外的问题。一位焦作市其他部门的官员和我说,预算管得严是好事,但焦作也不是活在真空中,必定要和上级和其他地方打交道,我们去别的地方,人家接待得很好,但人家来了焦作,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我们很没面子。 同样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申相臣提出来的,国家的法律和制度要推进,不要总让个人去承担改革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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