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媒体最近报道的消息来看，对居民住宅征收房产税，似乎只是迟早的问题。
　　征收的步骤，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9月30日答记者问已经透露过，要试点先行。
　　在正式开展房产税试点之前，我有两个建议：
　　其一，应先修改《房产税暂行条例》。哪怕是房产税试点，也不能是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核准就开征。部门规章的法律效力要小于法规，这是法律常识。而《条例》的修改很简单，不像为物业税立法，要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一读二读三读，只需将《条例》第五条第四款修改一下就可以颁布实施。
　　1987年12月1日深圳拍卖土地使用权在先，修改《宪法》在后，按法理，深圳的行为是违宪的。2010年8月，有关部门授权28个城市利用住房公积金贷款支持保障房建设试点，突破了《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规定，其行为也是违反法规的。
　　其二，要明确对住宅开征的房产税的用途。居民拥有的住房，已经预交了70年的土地使用权费，对这些住房再征收房产税，是用于范围无穷大的“城市建设”，还是有其他特定用途，应该明确告诉公众。假如房产税非征不可，我希望限定它只能专门用于保障房建设，但各地现有对保障房的投入不应因此而减少。这样，保障房建设的资金有了长久保证，覆盖面就会越来越广。
　　另外，如果可能，在修改《条例》、对住宅开征房产税之前，最好能像修改《物业管理条例》那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或者召开代表性充分的听证会。毕竟这事关几乎所有家庭。有些专家喜欢拿国外普遍征收的类似税种，来证明征收房产税的合理，其实，博学如专家，想必知道，即使都是持有环节的房产税，中外区别还是很大的，不宜简单照搬。
　　依法对住宅开征房产税之后，获准进行房产税试点的城市，建议立即取消“限购令”（指限制居民购买住房套数的行政措施）。我为什么如此建议？也有两个理由。
　　其一，征收房产税有多种功能（财政部、国税总局答记者问称：既有利于调节居民收入和财富分配，也有利于健全地方税体系，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及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引导个人合理住房消费），抑制住房投资投机是其中之一。这一功能与“限购令”的主旨重叠，所以，后者就没必要继续实行。
　　其二，现有“限购令”争议较大，主要是法律层面。据我有限的法律知识，现有法律法规并无明文规定，不允许或者限制居民购买多少套房子，只要他的收入是合法的。
　　对私权力来说，“法无禁止即自由”，法律法规没有明文禁止的事，公民就可以做（行使自己的权利）；对公权力来说，“法无授权即禁止”，法律法规没有明文授权的事，公权力就不能做。从法理上考虑，“限购令”与这两个法律原则都是相冲突的。
　　虽然各地出台“限购令”的初衷，是为了抑制投资投机行为，遏制房价上涨，我对此表示理解，但并不表示这种行政调控措施在法理上站得住脚。自2005年以来，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手段越来越多样化，但实践表明，由于市场要素的复杂性，经济手段有时反而不如行政手段有效，因此行政手段不时会被使出。
　　从房地产市场出发，但不限于房地产市场，行政调控不宜过多过滥，更不可因此而染上对行政调控的依赖性。就作为行政调控手段的“限购令”而言，对住宅征收房产税，正是它退出的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