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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俊：市民权利不能用土地权利交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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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融入：农民工融入城市公共服务体系、工人融入企业、子女融入学校、家庭融入社区。 |
农民怎么变为市民是中国社会转型要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去年我们对重庆等六个城市做了细致调研，同时在全国20个城市对7000多位农民工进行了访谈，收回有效问卷6000多份。
这项调研有很多发现。第一，农民工的流动开始呈现家庭化和长期化；第二，绝大多数农民工到城镇后已不从事农业劳动；第三，农民工变为市民的愿望非常强烈，绝大多数农民工表示，即使不放开户口制度，他们也要在城里留下来；第四，农民工对定居城市的选择和就业地点高度重合。
农民工最不满意的问题是工资待遇偏低。因为这几年租房成本提高，食品价格上涨，各种生活费用都在提高，工资相对于生活费用增长缓慢。
农民工社保制度亟待完善。城市低保没有把农民工纳入进来，农民工参加城镇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比重仍然非常低，大部分农民工在农村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但是没有参加主要的社会保险。农民工的政治参与和社会参与度也比较低。
这个研究最重要的发现是，绝大多数农民工不愿意以放弃农村承包的土地、林地、草原和宅基地为代价来换取城市户口。
根据这些调查，我们形成了一些判断：
第一、中国正在经历着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到全面短缺的转变，招工难由沿海向内地扩散。说明劳动力供求结构性矛盾非常突出，初步判断到“十三五”期间中国将会出现农村劳动力由结构性短缺发展到全面短缺，“十二五”期间劳动力成本还要提高。
第二，城乡分割体制下出现的农民工现象会被终结。第一代农民工，可称之为农民工，他们在城市生的孩子，既没种过地，也没回过老家，很多人很反感被称作新生代农民工。
第三，中国之所以没有出现大量的贫民窟，是因为中国经济非常有活力，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没有就业的市民化一定会导致贫民窟化。
第四，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实质就是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过程。如果中国实现了农民工融入城市公共服务体系、工人融入企业、子女融入学校、家庭融入社区的四个融入，我们的社会结构转型就可以顺利实现。
第五，推进农民工市民化需要完善的城镇体系。愿意在大城市定居的人是多数，因为就业机会多，子女受教育条件好。
第六，农民工的市民权利不能以土地权利换。这个问题上一些地方存在着非常模糊的认识，财产权和公共服务权是不能做交易的，否则就是对农民更大的歧视。
第七，户籍制度改革的方向是要让户口与福利脱钩。市民权的获得不能跟土地权利的放弃挂钩。今后公共服务权利、子女受教育权利、社保权利的获得不能跟户口挂钩，新出台的政策也不能老跟户口挂钩，最终户口要跟福利脱钩了，我们的改革就到位了。
我觉得要高度重视中国社会结构的断裂和失衡问题。过去，特殊的城市化的路径，在城乡之间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农民工群体，形成城乡二元结构，没有有效的闭合，在城市内部又形成了一个非常明显新的城市二元结构。本地人和外地人之间存在着群体的鸿沟，在社会流动性越来越强，社会结构深刻转变的大背景下，如果我们不创新社会管理的体制，不消除外来人口和本地人口的群体鸿沟，尤其是对外来人的制度性的歧视，很有可能会成为社会不稳定的一个重大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