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不少地方虽然将“幸福指数”作为工作内容，却仍将“GDP翻番”作为“十二五”发展目标，很少提及居民收入翻番或增长。也有地方强调要通过改善民生来增加人民幸福，这种提法和思路固然不错，但政府“包办幸福”的色彩依然较浓重。幸福不等于“被幸福”。要避免“被幸福”，就要彻底摒弃“替民做主”思想，变“为民做主”为“让人民自己做主”。这意味着要让人民感到幸福，至少要立足长远，建立一种让民众知情、表达、参与的制度平台。
　　经济富裕和政治参与植根于人性的需求。“人不可能为了满足经济上的要求而彻底放弃对政治上的民主和自由的诉求，即使人们在现实环境中没有提出要求政治上民主自由的主张，民主和自由的观念仍然无法从人的内心根除。同样，也不可能要求人们为了政治上的民主支付无限的成本以至于以牺牲经济的发展为代价，两者都是人类欲求达到的目标，只有两方面的要求都得到满足，人才会感到幸福”。
　　人们对经济富裕和政治参与的需求可能存在先后顺序。尽管不能非常严格地证明经济富裕程度与政治民主化之间的必然关系，也很难用准确数据确定市场经济发展到什么水平才会出现民主化的转机。但从长期的经验观察的角度看，并不能否认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发展的关联性。民主政治依赖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这既得到了理论支持，也得到了事实检验。20世纪80年代实现民主转变的国家有着大体相同的经历：高速发展的权威主义体制在政治上实行集权高压，但在经济上发展出市场经济，从而一度形成了所谓“我关心我的政治，你们只管你们的商务”的局面。但随着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现代化的深入发展，民主政治的诉求就被百姓提上了议事日程。
　　民主理论家萨托利曾经指出，“只要人民富足起来，民主是他们可能要求的东西之一”。
　　经济富裕不仅不能替代民主诉求，相反，它为民主诉求的产生提供了条件。特别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客观上催生了民主政治的种种要素。科恩在《论民主》一书中提出民主政治需要具备五个条件，一是物质条件（包括民主的地理条件、民主的设施条件、民主的经济条件：平等和福利）；二是民主的法制条件（言论、出版自由）；三是心理条件（社会成员的气质和公平精神、掌权者的自我克制）；四是知识条件（运用智力解决社会问题）；五是防卫条件（有能力防御外来的威胁和内部对参与的威胁）。显然，市场机制条件下的经济富裕对于这些条件的形成都有重大贡献。我们之所以对民主不应有根本的怀疑，是因为，现代世界的人们更加珍视自由和民主，更加不愿意容忍自身权利遭到践踏，这是一个基本事实。经济发展只能激发人们对民主自由的需求，而不是相反。历史反复印证，单方面的GDP的增长并不能取代或抵消公民权利意识的增长；即使在经济持续增长的情况下，经济生活的改善，物质需求的满足，不仅不会抑制权利意识，反而会激发权利意识。
　　（本文摘编自7月25日《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