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为应对目前错综复杂的后危机时代国际经济金融形势，中国应坚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一重要安全阀，动态地均衡地使国家外汇储备消长，确保国家金融战略安全。以“美元三权”原理为分析工具，准确理解国内外经济金融发展新动向。把握与中国金融安全密切相关的“政治、经济、社会、国际和独立”的五大基本原则。结合目前国际经济金融形势的八项主要特征，提出十三项措施来破解“美元陷阱”对中国金融安全所造成的困境。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同时也付出了巨大代价：转型瓶颈、环境污染、资源浪费、房产泡沫、劳工伤残、贫富加剧、通胀压力、贪污腐败、国际压制等等，很多复杂的现实问题摆在我们面前，经济转型能否成功依然不容盲目乐观。可以说目前中国经济形势整体向好，但中国经济金融安全依然面临前所未有的诸多风险和困境。前期信贷大量投放，大量资金进入虚拟经济领域，催生资产泡沫，银行体系面临的风险加大。通货膨胀的压力已经显现，货币政策的调整空间越来越小。而房地产泡沫正对宏观经济的负面影响增大。国际贸易纠纷增多，人民币升值压力越来越大。
在目前错综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下，准确把握中国经济金融安全问题，需要从现阶段经济金融形势的主要特征入手进行分析。
从宏观意义上讲，通过对后危机时代国际经济金融形势全面、深入的分析和归纳，作者总结出后危机时代八大主要特征。这八大特征呈现出了中国经济金融安全所面临困境和机遇的宏观发展趋势：
第一、低碳经济科技创新标志化
低碳经济和科技创新已经成为当今时代的标志。低碳和环保作为全球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目标，形成了第五次全球产业浪潮；而科技创新是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调整的原动力。低碳经济和科技创新为中国经济转型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挑战，为中国金融业提供了新的服务和产品创新领域。
第二、全球性机构话语权分散化
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不利地位以及所面临的诸多国际问题，归根结底是缺乏全球性机构的话语权问题。随着中国和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国际地位的提高，目前全球性机构和组织的话语权开始分散化。
第三、国际贸易摩擦冲突常态化
随着经济金融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和国际贸易规模的扩大，国际贸易摩擦呈现出常态化的趋势。目前中国和美国、欧盟、日本等国的贸易摩擦呈现出扩大化态势，这对中国出口乃至宏观经济都会带来负面影响。
第四、通货紧缩通货膨胀钟摆化
美元泛滥，同时美联储持续推行“低利率”货币政策，国际通货紧缩和通货膨胀之间的过渡已经消失，通货紧缩和通货膨胀呈现钟摆化的趋势。2009年上半年全球经济还陷入通货紧缩、经济衰退的泥潭中；2009年底，随着经济逐步走出低谷，全球性通货膨胀压力随即凸显。
第五、美元超主权货币非储备化
2009年，美国七千多亿美元经济刺激计划和1.42万亿美元的财政赤字缓解了经济衰退，连续两轮的以千亿美元为单位的量化宽松政策，已凸显美元地位弱势，美元作为超主权货币的非储备化趋势逐渐显现。由于中国的外汇储备中大部分是美元资产，美元的非储备化将造成中国外汇储备的直接损失。中国巨额外汇储备面临的风险和管理难度加大。
第六、国际资本投资锚定泡沫化
近年来，国际巨额游资一旦锁定某项投资品，如房地产、石油、黄金等，这些投资品的价格就会泡沫化。资产的泡沫化会导致一国经济的非理性繁荣，严重威胁一国经济体系的安全和稳定。美国的次贷危机和东南亚金融危机便是资产泡沫化危害性的最好例证。目前中国房地产市场也存在价格迅速高企的现象，这将严重影响中国经济的安全和健康发展。
第七、金融创新及监管去道德化
金融危机促使各国监管当局采取严格措施，但都是以本国利益为核心，以利己为其主要原则，在斟酌出台各项新措施之时不考虑或较少考虑该措施对他国经济金融造成的冲击。在金融市场繁荣时期，金融创新也是如此，一味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第八、黄金储备货币化非货币化
此次金融危机中，黄金的货币属性得以凸显。黄金作为储备资产在经济平稳时期具有非货币化的特点，但是在经济衰退、危机、战争时期具有硬通货的货币化特征。中国应该充分利用黄金的双重属性，优化国际储备结构，增加黄金储备，增加金融体系抗风险能力。
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金融形势给予中国更多的机遇和挑战，作者认为中国在应对国际经济金融形势时，应该始终将国家经济金融安全放在首位，坚持与国家经济金融安全相关的政治性、经济性、社会性、国际性和独立性五大原则。
第一、政治稳定原则
国际政治是国与国之间利益关系的集中体现。在应对国际经济金融形势时，我们应该把中国的整体利益放在第一位，以国家整体利益为核心，在与发达国家的博弈中，做出中国政治和经济政策的双优选择。
第二、经济对等原则
目前国际贸易冲突已经呈现出常态化的趋势，在处理贸易冲突时，我们应该坚持经济性原则。我们坚持贸易的平等互惠，不主动制造贸易冲突和纠纷，但我们并不畏惧任何冲突和纠纷。一旦产生贸易冲突和纠纷，我们坚决争取与自身地位相对等的经济利益。
第三、社会和谐原则
社会性原则主要是指中国社会自身与/及国际关系的和谐性、稳定性，体现在三个方面：中国社会自身的和谐与稳定发展；与中国利益密切相关的国家和谐、稳定发展；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和谐、稳定发展。这里的和谐是有层次有差异的，既是一个终极目标，又是一个路径和过程。首先第一个同心圆是以中国整体利益为和谐、稳定目标；第二个更大的同心圆是中国政策调整时利益最关切的国家和谐、稳定；第三个同心圆是兼顾其他国家的利益。
第四、国际性协同原则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目前中国已经逐步登上世界舞台。中国的问题已然成为世界的问题，世界的问题也是中国的问题。中国国内的财政货币政策影响着其他国家的政策，同时中国也受到其他国家的影响。所以我们应该将国家金融安全问题放在国际化的视角下考虑，使中国的内政外交相协同。
第五、货币独立原则
独立性原则主要是国家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在目前国际经济金融形势中，坚持国内货币政策独立性是中国争取经济平稳快速发展的重要前提条件，也是中国抵御国际经济金融冲击的重要保障之一。
金融安全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
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是中国经济金融的安全阀。当中国经济面临来自国内外的诸多压力时，中国可以通过调节汇率和适度开放资本账户来缓解这些压力。汇率调整和资本账户的开放如同“安全阀”两边的风险出气孔，能够在一定时期适当地释放中国经济金融所面临的压力和冲击。使中国可以避免国际游资的剧烈冲击，防止国际游资的过量涌入和出逃，从而保障金融体系的稳定。同时使中国在与发达国家博弈的过程中，实现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原则，保障中国政治和经济
政策的双优抉择。这就是有管理浮动汇率的安全阀机理。在目前的国际经济金融形势下，作者认为中国应该维护固定汇率制度，发挥其金融安全阀的重要功效，保护中国金融体系免受国际金融动荡的冲击。
“美元三权”是作者在学术界提出的新原理。中国要有自己的经济理论，在与西方发达国家博弈中维护国家整体利益。由于美国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仍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故国际经济金融形势对中国的影响更多的是来自于美国。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它自然的被赋予了三种与其承担的义务不对等的权利：
第一，美元的对价权，指中国通过输出商品和劳务获得美元平等对价的权利。从形式上看，我们输出商品和劳务，然后换取美元，交易本应是平等的。但是我们输出的商品和劳务是以消耗资源和廉价劳动力为代价，而且以低廉的价格出售，而美国向我们输出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商品和劳务时，不用过多消耗他们的资源，同时又价值链短附加值高，并获取高额利润。从这一点来看，我们所获取的美元对价是折价的，这是美元的折价风险；
第二，美元的储备权，指我国获得的美元以电子形式储备于美国银行的权利，国际结算中又称为镜子账户。目前中国获得的美元大部分以电子的账面形式储备在美国美元结算中心纽约的若干家国际银行中。但是这带来的风险是如果电子系统崩溃，如911恐怖事件发生时，美元储备权有可能不能及时恢复，导致美元储备的损失；还有黑客侵害银行网络系统带来的损失等等。同时在战争等特殊时期，如二战时期、朝鲜战争时期和伊拉克战争时期，美国都冻结了敌国的美元资产。所以电子形式的美元储备有被冻结的风险；
第三，美元债权实现权，指中国用美元债权购买权益资产和实物等资产的实现权利。中国目前的美元储备主要用于购买美国国债、美国机构债、美国公司债和美国股票等权益资产。但是这类权益资产存在的最大问题是美元贬值以及由于中国在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规则上话语权和定价权缺失造成的重大损失。理论上，美元储备应当可以用于购买任何实物等值资产。但是现实中，美国政府出于政治、军事目的对高科技产品、能源以及先进武器等重要物资的出口施加限制，使得中国美元债权的实现权受到削弱，从而使美元的债权难以完全实现的风险。
“美元三权”带来的风险具有时效性：从长期看，美元具有对价风险。应对这类风险，中国需要调整出口产业结构，由劳动、资源密集型向科技、资本密集型转变。缩短产业链，增加附加值；从中期看，美元具有储备风险。这就需要我们优化外汇储备结构，增加黄金储备比重；从短期看，美元具有债权难以实现的风险。应对此类风险，中国需要坚持独立的货币政策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当前，我们应警惕“美元陷阱”，增强金融安全的战略意识。首先，面对目前美国给我们施加升值压力，我们应该据理力争，从逻辑上阐述中国所持有的美元存在风险，并导致中国外汇储备中所持有的美元与美国所持有的美元之间并不等值。如美国利用其政治经济地位在高科技产品的出口上设置种种限制，使中国所持有美元的实际价值降低，从而使美元直接在获取对价时享受“隐性超额收益”；美国在国际经济平稳发展时期，竭力推行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反对其他国家的“汇率干预”，特别是在其他国家持续处于贸易顺差地位时，美国便通过政治经济施压的方式强迫这些国家货币升值，美元的贬值使其在获取对价时得到直接的“显性超额收益”。
深入分析中国面临后危机时代新形势的基础上，作者提出以下十三条政策措施：
第一，把握国家整体利益宏观大局观。政策调整以政治稳定为基石，新经济金融政策出台以政治经济双优为前提。
第二，调整产业结构。以低碳、绿色、环保产业为龙头，淘汰落后产业，增加第三产业，加速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缩短企业价值链，增加企业附加值。
第三，强化科技创新。加大科技投入，以科技创新为产业结构调整的核心动力，对高科技型、资本密集型、文化创意产业等企业加大财政税收和金融信贷的扶持力度。
第四，掌握国际话语权。中国应该以开放的心态积极参与各类国际机构和组织，根据世界格局的发展变化和中国政治经济实力的消长，动态地扩大中国话语权的决策范围。
第五，设置贸易纠纷处理机构。整合国内各部门的资源，综合全面参考五个原则，成立相关的常态机构来处理国际贸易纠纷，制定贸易纠纷应对方案。
第六，完善国家金融风险预警机制。根据国际金融形势的动荡变化，对风险进行分类分级综合管理，设立国际巨额游资的预警体系和机制，为国家决策部门提出应对突发性金融风险的管理预案。
第七，主导人民币国际化发展路径。在深入参与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话语权的重构进程中，中国应该充分利用手中的美元储备，为人民币国际化发展进程做好准备。同时稳步推进人民币跨境结算业务、互换业务，进一步拓展和加快建设人民币和国债离岸市场，实现人民币在亚洲的区域化，有步骤的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第八，根据国际惯例，建立中国权威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体系。从借鉴伦敦同业拆借利率LIBOR、新加坡同业拆借利率SIBOR、纽约同业拆借利率NIBOR、香港同业拆借利率HIBOR等等、建立我们自己的北京同业拆借利率BIBOR。
第九，优化国际储备结构。在目前形势下，美国的巨额债务促使美国政府不得不实行通货膨胀政策来稀释债务。而中国不得不通过买入美国国债来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这增加了中国外汇储备的风险。中国应该将外汇储备安全性放在首位，动态、持续、有步骤地、低调地增加黄金储备在外汇结构中的比例。
第十，升级金融监管体系。建立以国家整体利益为主，完善金融监管体系，整合和协调银行、证券、保险及其他金融机构的监管机构，降低国际金融市场的系统风险。
第十一，外汇储备用途多元化。既要使人民币币值稳定，又要保持货币政策的灵活性，外汇储备管理要体现安全性、流动性和收益性原则。用途上实现多元化，比如，增加对发展中国家投资；加大对落后国家的扶持与援助；并且可以通过在美国及其盟国的直接投资，规避各种贸易障碍。
第十二，积极扩大高科技产品进口范围，促进国际收支平衡。央行副行长胡晓炼认为应该积极促进国际收支平衡，维护国家金融安全。我们应运用“美元三权”原理与美国谈判，以人民币汇率为谈判筹码，让美国增加对中国高科技的出口商品种类和数量，进一步实现国际收支的动态平衡。
第十三，鼓励国内经济学家进行理论创新。国家通过自己的财力设立中国最高经济学家奖励制度，鼓励中国经济学家根据国内具体国情在经济理论方面取得突破，创建中国自己的经济学说，确立中国经济学家在世界经济领域的话语权。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金融系副教授，中国黄金投资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