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月末，中国央行的总资产高达26.9万亿元（合美元4.09万亿），远大于美联储2.45万亿美元总资产的规模，成为世界第一大央行。10年来，中国央行总资产规模扩张了7.3倍，其中国外资产规模更是扩张了14.8倍。然而，中国央行成为“世界老大”后，也给我们带来了更多是忧虑。面对外储贬值风险，我们必须找出真正的病因，对症下药，采取多种方式合理有效的管理外汇储备。
中国央行的4.09万亿美元总资产，比美联储同期的2.45万亿美元总资产多出1.64万亿，这样巨大的数字落差反映出我国央行系统拥有巨额的金融资产。
但深入探究，却是一种“虚胖”。因为负债表左侧的资产方，外汇资产为21.1万亿元，占比近78%；这笔高额的外汇占款迫使央行增发基础货币，从而在右侧的负债方形成高额的央行储备货币投放，超印的储备货币最终进入市场，制造了流动性泡沫。央行虚胖后，资产方产生的“绿票子”引发的贬值风险和负债方超印的“红票子”引发的通胀威胁，共同构成我国当前经济发展中必须直面的两道难题。
（一）外汇储备过高，加剧贬值风险
根据最新数据，我国央行外汇储备已达3.04万亿美元，随着外储规模的不断增长，将进一步加剧其贬值风险。我国持有外汇储备的主要方式是购买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的债券，其中65%左右都是以美国国家和机构债券为主的美元资产，这一方面让人均GDP排名第95位的中国，变相向排名第9位的美国提供长期低息贷款；另一方面，在美元不断贬值的背景下，购买大量美元资产蕴藏着巨大的贬值风险。
自去年8月汇改重启以来，人民币汇率从1美元对人民币报6.82，到目前的6.50，升值超4.0%，由此导致的损失逾1200亿美元。
目前，巨额外汇储备的形成原因主要是贸易盈余、FDI和热钱流入，这是依靠低端制造业“中国制造”低廉的劳动力，在产业链低端给别人打工，对能源资源的高消耗以及环境污染的高昂代价换来的“血汗钱”，是随时都会进一步贬值的“绿票子”。在我国当前的外汇管理体制下，这些“血汗钱”通过FDI流入和贸易顺差等方式一进来，央行就要被动地跟着美联储开动印刷机，同时还得被动升值，替别人的经济危机买单。并且，我们的巨额外汇储备和国内货币政策随时受到美国货币当局政策的影响。
（二）流动性泛滥，引发通胀压力和资产泡沫
央行为了对冲外汇储备的增加而大量印刷“红票子”，将超印的货币注入市场，最终导致市场流动性泛滥。流动性泛滥对经济的直接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到消费领域表现为通货膨胀，到房地产等投资领域则表现为资产泡沫，形成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另一道难题。
在商品价格领域，2010年以来CPI持续上涨，今年2月CPI同比上涨4.9％，通货膨胀形势严峻。除我们熟知的大蒜和绿豆等食品价格快速上涨外，人们为了规避通胀风险，拓宽投资渠道，使很多消费品和收藏品成为了投资品，进一步加剧了商品价格领域上涨的态势。以贵州茅台酒为例，在2010年7月到12月间，一瓶53度飞天茅台的终端价格从868元涨到了1280元，短短数月上涨47%，购买茅台酒俨然成为了人们投资理财的一种方式，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目前的通胀形势。
在以房地产为代表的资产价格领域，尽管政府不断出台调控政策，但据报道，北京2010年新建商品住宅均价已达到20328元/平方米，大涨42%，上海、广州等其他一线城市的房价涨幅也超过了20%，资产泡沫形势加剧。房价虽然没有直接纳入CPI的统计范围，但是房地产价格上涨所引起的资产价格泡沫却是我们当前不能回避的经济难题。
此外，量化宽松后的输入型通胀也越演越烈。美国先后采取两次量化宽松（QE）政策，合计近9000亿美元注入市场以提振经济，日本则为应对特大地震而向金融市场注资1830亿美元，这些超量引发的货币必然在全球各地寻找投资机会，以各种形式进入投资前景更好的新兴市场国家，从而进一步催生资产泡沫，推高物价水平。
具体而言，我国的通胀可分为输入型通胀和结构型通胀，前者由美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引发，后者则是受我国到达“刘易斯拐点”之后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因素影响，相比之下输入型通胀是主要矛盾。因此，我们认为中国目前通货膨胀的实质是货币现象，不是商品现象，其根源在于货币投放量过大。
（一）央行“瘦身”，化解外储贬值风险
我们目前面临的首要问题是调整外汇政策，“回收红票子，花掉绿票子”
实现央行的“瘦身减肥”。
1.采用“宽出严进”的政策，藏汇于民。应该考虑放宽私人企业和居民出国消费、旅游、留学、投资的用汇限制，鼓励对外进行投资、消费，在进入的一端控制好热钱的流入。目前每人每年的换汇额度仅5万美元，有超额需求的公民不得不通过地下钱庄等方式进行兑换。鼓励公民和私人企业到央行用“红票子”兑换“绿票子”，让民间带出去，实现央行的“瘦身减肥”，堵住这个外汇储备大幅增长的根源，最终起到稳定货币调整结构的作用。
2.拓宽外汇储备的使用渠道，做到“化汇为产”。鼓励我们的企业利用外汇买回国内建设需要的煤炭、石油、黄金、飞机和农产品等战略资源，将外汇政策和产业政策有机结合。
考虑设立国家级高科技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以参股或贷款的方式资助相关国内企业进行境外收购，改变目前的中国投资公司模式；从突破中国经济发展的资源瓶颈的角度，建议重点收购境外矿产资源，比如中国铝业战略性收购力拓集团的股权，华能集团全额收购新加坡大士电力公司的股份，都是非常成功的案例。
（二）“三率”治通胀，推行积极股市政策
目前，货币市场的“烦恼”是流动性过剩，“水”太多；资本市场的“烦恼”是钱少，但是“面”太多。面对两大烦恼，关键是理顺当前体制，提出积极的股市政策，有效打通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连接渠道。
要从“两率”治通胀转变为以汇率为主、“三率”治通胀。除传统的利率和准备金率外，应更突出汇率的作用，通过主动的有我们自己步调的、而非被动的升值模式，先发制人，化解国内的通胀困局和国外合围（参见《证券日报》2011年4月27日B3版《治理通胀应“三率”齐发》）。
为此，应将积极股市政策纳入宏观战略。将目前紧缩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股市政策协调起来，做到一致性、互补性、相通性。要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吸收过剩流动性。要充分启动私人投资、外商直接投资、私募股权投资（PE）、风险投资（VC），并利用《投资基金法》等相关立法予以规范。
（刘纪鹏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曾斌系中国政法大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