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报道] 重新认识全球化条件下的国际贸易规律
应该看到，我国快速发展的国际贸易，使我们收获了全球化的巨大好处，但在获得利益的同时也付出了巨大成本。必须在重新认识国际贸易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摈弃已经不合时宜的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建立考量主要贸易国付出和收获的新尺度。
当前，国际贸易战越来越激烈，但应用的很多理论却是上世纪过时的贸易理论，必须突破在过去条件下形成的过时理论，建立崭新的符合国际贸易规律的理论体系。
１．应研究建立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理论。在全球化条件下，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已经从一个国家与另外一个国家的比较，变成了一个在开放的、全球化的时代，一个平台或载体与另一个平台或载体的比较，成为一个国家和地区能够承接产业转移和要素重组的能力比较。古典贸易理论在于假定市场竞争是完全的，比较优势是取决于各个国家自己的比较优势，而且一国在某一产业的比较优势是贸易发生的根本原因，每个国家都因其各自的要素禀赋而参与国际分工。第二次世界大战尤其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虽然出口国独自的比较优势仍对国际贸易有很大作用，但相当部分国际贸易不是出口国的自身优势，而是出口国可利用的劳动力资源优势、规模经济、技术创新、政策等优势，对全球产业转移和要素重组的聚合和支撑能力。只有从现代国际贸易的实际情况出发，在扬弃传统理论的基础上发展一套新理论，才能重新解释国际贸易领域里正在发生的巨大变迁，这是对全球经济学家的新挑战。
２．应研究建立国际贸易中的顺差理论。在制造业第三轮转移之前，一个国家形成的贸易顺差，主要是一个国家出口和进口的比较，如果和一个国家的贸易量出钞超过入钞，净进口标志着这个国家获得了贸易比较利益。在全球化条件下，当代国际贸易的顺差，完全是全球产业转移、全球要素禀赋加速流通集中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表现。比如说，中国近年来的贸易顺差，有很大一部分是随着东南亚产业链向中国转移，由过去日本的顺差、韩国的顺差、新加坡的顺差、中国台湾和香港的顺差，变成了中国内地对一些出口国家和地区的顺差。再比如，从制造业基地转移到美国开始，美国的外贸顺差曾经持续了８８年，随着制造业向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转移，从１９７１年开始美国才出现外贸逆差。在制造业向日本转移过程中，日本曾经多年出现贸易顺差，也和美国打了多年的贸易战。现在中国再现当年日美贸易战的状况，也伴随着制造业产业链的重组和转移，贸易顺差只是制造业转移的必然结果。美国贸易逆差到现在已经整整４０年了，这４０年正好是美国从以工业经济为主转向以服务经济为主的经济形态的历史过程。因此，贸易顺差不是对哪一个国家的问题，原因要从世界产业转移、产业链重组和全球要素流通中去找，要从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贸关系调整的必然结果上找，这是大规模的、最广泛国际分工的必然结果。
３．应研究建立关于贸易要素构成的理论。传统的贸易要素构成理论，其要素禀赋主要是有形的要素禀赋，可贸易品主要是货物贸易。随着互联网、物联网等现代科技的发展，不仅有形的要素禀赋加速全球流通，而且更多无形的要素禀赋也进入流通，无形要素禀赋制造的无形商品的贸易，成为增长更快的部分，贸易要素构成和要素的流通方式已经发生重大变化。
因此，我们必须研究全球化、国际化、社会化、多维化和混沌化的大流通，必须对传统的贸易理论进行重大突破。必须创新国际贸易理论，要为我国参与全球贸易立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现在世界上特别是美国专家衡量一个国家的顺差，衡量一个国家的贸易规模，衡量一个国家的贸易竞争力，衡量一个国家的贸易比较优势，衡量一个国家的贸易收益，应用的仍是传统贸易理论，而这种理论早已过时。
１．应该重新评价贸易国对世界的贡献和付出。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我们的国际贸易总额是２０６亿美元，位于世界第３２位，２０１０年我国国际贸易总额突破３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位，２００９年中国超过德国成为第一大出口国。中国作为一个贸易大国，按照崭新的贸易理论，我们对全球的贡献是值得尊敬和赞赏的，我国经济发展的成果已经为全世界所共享。因为改革开放３３年，在我们作为全球产业转移和要素重组平台和载体、承载国际贸易快速发展的同时，付出了巨大的劳动力成本、巨大的环境成本，也付出了巨大的资源成本。当然，在这个进程中，中国也发展了自己的经济，有２亿多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了制造业，转移到了城市，参与了全球化的进程。但是与我们获得的好处相比，我们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应该得到全世界的认可，必须承认中国的巨大付出是对全球的贡献。比如，根据摩根士丹利集团统计显示，从１９９６年—２００３年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是２２９２亿美元，但是这个期间中国商品为美国消费者节省了６０００多亿美元，使美国制造商降低了生产成本，帮助美国控制了通货膨胀，这难道不是非常典型的对出口国的贡献吗？
２．应该建立崭新的国际贸易的评价体系和补偿机制。要合理、科学、正确地评价贸易国对全球的贡献，特别是要对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做出的贡献给予某些补偿。比如世界制造业已经历了四轮转移，被转移的国家正处在工业化中后期，因此在建立低碳经济、发展低碳技术、节能减排等方面任务更加艰巨。一方面这些国家自身要做出努力，另一方面世界前三轮曾作为制造业基地的国家，产业替代完成的国家，要认识世界产业转移的规律，要考虑全球各个国家的均衡利益，要对后承接国家和经济体有包容度，要给予必要的让步和补偿。
目前评估全球贸易的方法严重滞后，已不能准确地反映全球化背景下的生产与贸易现状，正如世贸组织总干事拉米指出的，全球化的垂直分工和生产链已经改变了全球贸易的性质和形态，生产的增值化流程分布在不同的国家，中间产品多次跨越国界，成为国际贸易组成部分。原产地原则是基于传统生产分工与经济边界确定的原则，很多贸易评估方法也是如此。必须加快调整和修正过时的国际贸易评价体系，否则失真的贸易评估，将导致国际上一些国家和地区错误的经济决策，从而给全球经济带来不必要的人为风险。例如，美国官方发布的贸易数据，是延续１９世纪的贸易理论和贸易评估方法得出的，这种传统的贸易观点虽然适用于农产品，但已无法反映２１世纪全球产业链的现状。根据世贸组织的数据，美国对中国的实际贸易逆差是美国官方数字的一半，仅为１１５０亿美元，而世贸组织评价数据也有待改进。
３．要研究在全球化条件下如何建立开放的、高效的、公平的、共赢的国际贸易体制。这种贸易体制，不是使一个国家获得贸易利益，而是使参与全球化的国家和地区，都获得相对的利益、均衡的利益。尤其是对正在被全球利用并付出各种红利的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不仅应给予承认，而且有责任给予某种支持和让步，起码不能像现在这样一味谴责。一个好的国际贸易体制，一定是对绝大多数国家有利，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有利。这样的国际贸易体制，才是一种可持续的制度安排，才是一种合理的国际贸易体制。
４．要打破和防止新的贸易保护主义。因为贸易保护主义的实质，是设置国际贸易壁垒，影响商流、物流、信息流、资本流的快速流通。而全球化的要义，全球化内在的动力，就是流通的全球化，就是各种要素禀赋在全球无障碍流通。当前贸易保护主义举起的一杆大旗，就是强调一个国家国际收支平衡，就是打汇率战。但贸易顺差或贸易逆差，与这个国家的汇率关系并不大，这是全球化大流通中要素流动和重组的结果，是市场交易行为的组合，是各国制造商和贸易商的自主选择。一如当年的美国，后来的日本、德国，现在的中国，这些先后的贸易顺差国都没有因为汇率调整解决问题，反而加剧了国内危机。因此，靠压出口国货币升值减少本国贸易逆差的做法，是以传统的、狭隘的国际贸易理论为支撑的。时代发展了，情况发生了变化，这种传统理论早应调整和更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