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国际贸易长期发展趋势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国际贸易规模越来越大，贸易仍然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必须以新的视角重新研究和确立国际贸易基础理论，推动全球重新认识国际贸易规律规则，以公平评价全球化条件下各贸易国的贡献与获取。
如何重新认识国际贸易的规律，这是一个非常重大而紧迫的问题。现在国际上争论的很多国际贸易问题，应用的都是传统理论，对于国际贸易一些崭新的规律，缺乏全球化视野，缺乏对现代国际贸易从内生因素、深层次、根本上的认识。我认为，起码应从五方面重新认识国际贸易的规律。
世界制造业经历了四轮大的转移：第一轮世界制造业中心在欧洲，以英国、德国、法国为主，从反法战争结束维也纳会议开始，直至十九世纪中叶前后，英国制造品出口量占世界制造品贸易量的２／３。第二轮世界制造业中心转移到美国，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美国的工业产值已占到资本主义世界工业总产值的２／３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占１／２以上，对外贸易额占世界总量的１／３以上。第三轮世界制造业中心转移到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日本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汽车生产国、最大的钢铁生产国、最大的纤维生产国。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日本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占美国进口商品的比重高达９７．４％。第四轮世界制造业逐步转移到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等新兴市场国家，中国目前制造业产值占全球２０％左右，国际贸易占全球１０％左右。综上所述，一个国家的对外贸易与世界产业转移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世界货物贸易的生成量和流量的改变，一直伴随着国际制造业的转移和要素重组。
因此，我们研究一个国家的货物贸易，实际是在研究世界制造业转移后产生的必然结果，研究世界制造业转移后产业布局、产业结构和产品流量发生的变化，研究由此发生的贸易流量和流向的变化。可以断言，随着产业转移、要素重组和全球供应链集成方式的改变，国际贸易的生成地、国际贸易的流量、国际贸易的方向、国际贸易的结构等，还将随之发生变化。
经济全球化是由有形商品和无形商品、有形货币和无形货币、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等要素禀赋，在全球加速度流通促成的。在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情况下，全球资源配置已经从一个工厂、一个地区、一个国家扩展到整个世界，国际分工以追求资源配置优化为前提，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和现代物流技术，实现流通的网络化、系统化、智能化、信息化和虚拟化，从而极大地降低了流通成本，提高了流通的效率和效益。过去商流、物流、信息流、资本流是在一个国家行政边界内的流通，全球化使更多要素禀赋跨越了国界，在全球范围内流通和重组。全球化的商流、物流、信息流、资本流、特别是由于人力资本作用形成的要素集成或重组，使国际贸易的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国际贸易既有货物贸易的形态，又有服务贸易的形态，服务贸易增幅大大快于货物贸易的增幅。连续２０多年，国际服务贸易的增长速度都在两位数以上，服务贸易占国际贸易的比重已经超过了１／４。
德国古典空间经济学家奥古斯特·勒施形象地比喻：“国家像大沙漠中的绿洲分离存在着一样，被关税、法律、语言、社会意义、不安全感、命运和其他偶然事情分离着。”但在全球化条件下，国家的政治界线像一条裁剪线，剪断了极其错综复杂的市场网络，而现代流通特别是现代流通在国际贸易中所形成的经济景观，则像错综复杂的市场网络组织中的一条又一条接缝线，把政治境界剪断了的地方连接起来。当现代流通发展为国际化、社会化大流通时，如果不能使整个世界流通顺畅，一国或几国的流通发达，已不能使自身更大程度地获益，人们宁愿以让渡部分国家主权来换取各种要素便利流通，在自由化、便利化的流通中获得更大的利益。世界各种自由贸易协定、关税同盟和自由贸易区等，都是全球化大流通的必然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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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际贸易与贸易生产国可支付的各种红利形成的综合优势有密切关系 |
贸易生产国所在地各种红利优势，是一国或一个地区由于历史原因和现实因素，成为国际产业转移和要素重组的高地、平台或载体的基础条件。包括劳动力红利、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人口红利，包括土地资源红利、矿产资源红利、水资源红利、空气质量等环境红利，也包括社会长期稳定的红利等。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红利越多，其形成的平台或载体对世界产业转移、要素重组和国际贸易的作用就越强。这个平台和载体支付的是这些红利，得到的是产业集聚、要素集聚和技术管理要素等的重新组合，得到的是新生成的制造业总量和贸易总量。这就意味着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中讲的比较优势，是指一个国家和另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所谓比较收益，是这个国家通过国际贸易获得的独属于本国的好处。而现代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变成了一个国家的各种红利集聚，变成了可以被世界产业和要素搭载的平台或载体，变成了这个平台或载体对全球投资者、全球产业和全球要素的吸引能力、组合能力和竞争能力，变成了全球投资者、制造商、经销商从贸易生成地所获得的好处，变成了使全球消费者享受到该国综合红利的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国际贸易顺差，已经不是一个国家从发生在本国的贸易中得到的纯粹的好处，而是本国搭建的平台或载体对全球的付出和贡献。也就是说，在这个平台上，人口红利是我付出的，资源红利是我付出的，环境红利是我付出的，但是全球的产业、全球的要素禀赋在这里重组和配置，在这里产出，在这里形成贸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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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国际贸易与贸易生产国货币在世界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有密切关系 |
世界货币体系的变化和调整，是影响国际贸易最大的变量之一。货币既是凸显国际贸易规律的要素禀赋，又是国际贸易发展的产物，还是推动国际贸易加速发展的内在冲动。贸易生产国的货币既是产出，又是投入；既是贸易的客体，又是决定本国参与国际贸易规模、流向、流速变动的内在经济原因。
１９世纪当英国成为国际贸易大国的时候，英镑在国际贸易收支中占据了很大比重，是国际资产分配与交易过程中最主要的货币，也是少数和黄金可以自由兑换的货币。很多国家想摆脱英镑的束缚，阻止英镑在国际贸易中发挥作用，但都没有成功。当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和贸易体的时候，以美元为核心的世界货币体系使美元成为强势货币，直到目前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贸易结算货币分布中的比重仍在６０％以上。在日本成为制造业和贸易大国进程中，日元也跻身于世界主要货币的行列。随着中国成为制造业大国和贸易大国，人民币最终也将成为国际货币，这是贸易规律使然，也是世界市场的必然选择。可以断言，随着世界的复苏和增长，国际贸易格局的调整和变革，国际货币体系必然将随之调整，成为适应和推动跨国贸易的重要支撑。国际分工将由于世界货币体系的调整，呈现出更加错综复杂的格局，推动产品内和产业内贸易扩大，并带动相关服务贸易和投资的进一步增长，从而创造出更多的国际贸易和跨国投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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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国际贸易与贸易生成国的创新能力、创造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有密切关系 |
当第一轮制造业集中在欧洲的时候，欧洲的创新能力在世界上首屈一指。第二轮制造业向美国转移的时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发明了蒸汽机和电灯，这些科技发明转变为产业发展的巨大能力。当制造业集中在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时，也正值这些国家和地区创新能力迅速提升时期。当前，承接国际产业转移规模最大的是新兴经济体，其中我国是发展最快的经济体，我们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初步形成了创新能力和创造能力。在贯彻落实科学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我国的原始创新和集成创新能力又迅速提高，持续创新能力将进一步支撑世界制造业和服务业向我国转移。创新正推动像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成为国际贸易新的生成地和聚集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