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实现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内在要求和根本途径。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深刻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对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出全面部署。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再次强调，加快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推动经济尽快走上内生增长、创新驱动的轨道。我们要认真贯彻中央的决策部署，把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各项任务落到实处，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实现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我国发展外部环境和内在条件发生的深刻变化，对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既形成巨大压力，也带来新的机遇。我们必须从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和增强我国发展新动力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意义。
适应国际环境新变化，必须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结构调整呈现新特点。从需求结构看，发达国家试图改变过度依赖负债消费的发展模式，通过增加中小出口企业贸易融资、有条件放松高科技产品出口管制、迫使贸易伙伴扩大市场开放以及美元贬值等手段扩大出口。从供给结构看，发达国家积极推进“再工业化”，大幅增加研发投入，支持新能源、生物医药、信息网络等产业发展，抢占科技和产业竞争制高点。我国只有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才能适应世界经济结构的重大变化，在国际合作和竞争中赢得主动。
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必须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国际金融危机使我国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凸显：在需求结构方面，内需和外需不平衡，投资和消费不协调，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偏低；在供给结构方面，制造业和服务业发展不平衡，生产加工规模和技术创新能力不协调，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偏低；在空间结构方面，城乡发展不平衡，区域发展不协调，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在要素结构方面，资源要素投入与生产率提高不平衡，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不协调，资源环境硬约束持续强化；等等。这些结构性矛盾如果得不到解决，就难以拓展发展新空间、培育竞争新优势，也难以形成经济持续较快发展的内生动力。今年是巩固和扩大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成果、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关键一年。只有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才能化解经济运行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2001—2009年，我国投资率由36.5%上升到47.5%，消费率则由61.4%下降到48.6%，其中居民消费率由45.3%下降到35.6%，投资率过高、投资与消费失衡的矛盾突出。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外部需求萎缩，通过国际市场消化过剩生产能力的空间缩小。在这种形势下，经济增长过于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的局面难以为继，迫切要求提升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
把提升居民消费能力、改善居民消费条件、培育新的消费热点作为调整需求结构的重点。提高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居民收入，是提升居民消费能力的基础。这就要求加快推进收入分配改革。在初次分配领域，建立健全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逐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完善对高收入行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的双重调控政策。在再分配领域，推进个人所得税制度改革，降低中低收入者税负；较大幅度提高公共服务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改善居民消费条件是扩大消费需求的重要保障。应优化城镇商业网点布局，加强中小城市和农村商贸流通、宽带网络等消费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农村商业连锁经营和统一配送。培育新的消费热点有利于进一步释放城乡居民的消费潜力。应继续实施家电下乡和以旧换新政策，积极发展电子商务、网络购物等新型消费业态，培育发展文化、旅游和健身等新兴服务消费。
进一步发挥投资在经济结构调整中的作用。近两年来，扩大投资需求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投资领域的重点应转向调整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质量和效益。具体途径是：发挥政府投资的导向作用，引导投资向水利、保障性安居工程、农业基础设施、科技创新、教育卫生、节能减排和生态环境等领域倾斜；放宽市场准入，将中央鼓励民间投资的政策措施落到实处，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坚决控制高能耗、高排放和产能过剩领域的投资，防止低水平重复建设。
我国产业结构的基本特点是：工业比重过高且附加值低，服务业发展滞后；过度依赖加工制造环节，决定市场地位和附加值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高技术产业名义比重提高较快，但多集中于价值链低端。在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我国经济增长高度依赖低端加工组装、缺乏自主技术和品牌的局面难以为继，迫切要求加快推进产业转型升级。
调整产业结构的紧迫任务是加快改造提升传统制造业。应加快推进钢铁、石化、有色金属、造船等重点产业技术进步和优化重组，建设一批现代产业集群，加强产业链延伸升级和产业集群分工协作；支持企业技术改造，提高基础工艺以及基础材料、基础元器件研发和系统集成水平，培育一批适应市场需要、拥有核心技术、创新能力强、机制灵活的优势企业和产业；建立健全落后产能退出机制，加快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同时，引导企业兼并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
调整产业结构的战略重点是加快发展服务业。应加快发展与现代制造业密切相关的金融保险、商务服务、信息服务、科技服务等生产性服务部门，加快发展研发、设计、标准、物流、营销和供应链管理等生产性服务环节，同时重点发展面向农村的生活性服务业；完善促进服务业发展的政策体系和市场环境，引导社会资本更多地投向服务领域；鼓励创新服务业态，推进规模化、品牌化、网络化经营，提升服务业的整体素质和水平；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积极承接国际服务业转移和外包。
调整产业结构的关键环节是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应强化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鼓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促进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推进产学研紧密结合，建立企业技术创新联盟；把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摆到突出位置，加强关键核心技术研发，建设创新支撑体系，设立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和产业投资基金，推进重大科技成果产业化，构建“核心技术—战略产品—工程与规模应用”的创新价值链；组织实施重大应用示范工程，支持市场拓展和商业模式创新。
加强节能减排是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方面。应在完善政府节能减排目标责任考核办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开展能耗总量控制和节能量交易试点，健全激励和约束机制，增强企业和全社会节能减排的内生动力；推行强制性能效标识，扩大节能产品认证范围，完善合同能源管理等节能机制；发展循环经济和环保产业，推行清洁生产；加强重点流域污染防治，加大重点地区重金属污染治理和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力度；加快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加强重点生态功能区保护和管理。
落实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行动目标是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任务。全球气候变化已成为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挑战。我国把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作为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任务，确定了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降低40%—45%的目标。落实这一目标，要求严格限制高耗能、高排放产业发展，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加快发展服务业和高技术产业；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加快建设以低碳为特征的工业、建筑和交通体系。应加强对节能与提高能效、洁净煤、先进核能、碳捕集利用与封存等低碳和零碳技术的研发和产业化投入，加强对城市建筑进行节能改造，发展轨道交通等低碳交通方式。同时，大力开展植树造林，增加森林蓄积量和森林碳汇。积极开展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推动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规则。
我国是发展中大国，区域结构调整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加大区域结构调整力度，就要坚持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落实好新10年西部大开发的重点任务和政策，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支持特色优势产业发展；继续支持东北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提升沿边开放水平；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加强交通运输枢纽建设，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支持东部地区体制机制创新和发展方式转变，在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加强对特殊困难地区的支持和对口支援，进一步健全长效帮扶机制，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同时，发挥市场机制对区域协调发展的积极作用，引导产业跨区域有序转移，促进生产要素跨区域合理流动。
推动主体功能区建设。加快实施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完善绩效考核办法和利益补偿机制，规范开发秩序，控制开发强度，引导各地区严格按照主体功能定位推进发展，形成高效、协调、可持续的国土空间开发格局。
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科学规划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功能定位、产业布局、开发边界，缓解特大城市中心城区压力，强化中小城市产业功能，增强小城镇公共服务和居住功能，推动形成大中小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一体化、网络化发展的城镇化新格局。特别应注意在优化发展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三大城市群的同时，在中西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发展潜力较大的区域，通过加快承接产业转移和有序集聚人口培育发展一批新兴城市群，带动中西部地区加快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