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国经济发展中有一个带有规律性的现象：工业化进入中期阶段之后，服务业快速发展，以制造业为主的经济结构逐步向以服务业为主的经济结构转变。学者们一般将一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越过50%视为进入服务经济发展阶段，这个过程被称为经济结构服务化。目前，我国许多地方政府将“十二五”时期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目标确定为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到50%。顺应经济发展趋势，积极推进经济结构服务化，成为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一个重要课题。
经济结构服务化，在本质上是资本、劳动力和技术等生产要素从农业、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的过程。学者们认为，在这个过程中，服务业首先伴随着制造业的发展而发展，其中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支持着制造业产品的生产、加工和销售。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带来人均收入水平提高，由此产生的消费需求又促进生活性服务业加快发展。当服务业的市场容量达到一定规模之后，就形成分工深化、自我增强的发展机制，为制造业、农业注入更为高级、高效的生产性服务要素。有学者将这个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自然增长阶段，处于工业化初期。服务业适应制造业的发展而发展，其表现为：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出来，进入制造业和服务业就业；服务业中批发零售、住宿餐饮、金融服务呈现较快发展态势；城市化进程启动。其中，制造业发展对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需求较大，对金融服务的需求逐渐增加；城市化带来批发零售业的增长。在这一阶段，服务业处于兴起阶段，规模相对较小。
第二阶段是蓄势增长阶段，处于工业化中期。制造业发展遇到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上升的约束，不得不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如更新和升级换代技术装备来节约使用劳动力。在这一阶段，服务业不断吸收制造业转移出来的劳动力，规模和范围迅速扩张，其中物流、房地产、科技研发、商务服务等服务业发展迅速。同时，城市化加速发展。
第三阶段是内生增长阶段，处于工业化后期。服务业从制造业、农业吸收大量转移劳动力，达到一定的规模和范围，并凭借人力资本和知识密集型的生产要素投入，形成集聚发展、内生增长的格局。相应地，城市化深入发展，城市功能进一步升级。学者们认为，发达国家服务业发展进入这样的阶段有两个主要条件：一是通过广泛运用信息技术，打开了服务业资本和技术投入增长的空间，服务业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二是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将一般加工制造业和简单劳动力投入、标准化的服务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不仅实现了制造业的服务化转型，而且凭借其掌握的核心技术和市场渠道积累了大量利润，节省了大量劳动力，并把获得的利润和节省的劳动力再投入服务业，支持服务业尤其是支持信息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进一步发展。
我国经济结构服务化进程自改革开放之初就已经启动，但进展比较缓慢，经济结构至今仍以制造业为主。从各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来看，从1979年到2009年，制造业从47%下降到46%，农业从31%下降到10%，服务业从22%上升到43%；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提高了近1倍，但近10年仅提高了3%。从劳动力的产业分布变化来看，从1997年到2004年，服务业持续从制造业和农业中吸收劳动力，后两个部门就业占比分别从23.7%、49.9%下降到22.5%、46.9%，而服务业就业占比从26.4%上升到30.6%。但自2005年以来，这一势头发生了变化：制造业就业占比出现回升，从2005年的23.8%上升到2009年的27.8%，提高了4%，就业人数累计净增加4764万人；服务业就业占比继续保持上升态势，从2005年的31.4%上升到2009年的34.1%，提高了2.7%，就业人数累计净增加3592万人。相应地，农业就业占比从2005年的44.8%下降到2009年的38.1%，下降了6.7%，就业人数累计净减少5561万人。也就是说，在这段时间内从农业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大部分被制造业吸收了，服务业就业人数增加的来源不是制造业劳动力转移，而是农业劳动力转移。从服务业内部结构变化来看，表现为从面向制造业转为面向城市化发展。在“六五”和“七五”时期（1981—1990年），批发零售、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金融等服务业伴随着制造业扩张而增长，以它们为主的服务业呈现面向制造业的结构特征。到了“十五”和“十一五”时期（2001—2010年），服务业出现了新的增长极，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租赁与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与技术服务业等快速发展。这些服务业的发展依赖于城市信息和知识密集度的不断提高，可以说是面向信息与知识密集型城市化的服务业。
学者们认为，这一现状的形成主要有四个原因：一是2000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依靠劳动力、土地等低成本优势迅速吸引了大量国际制造业投资。这些外商投资企业将产品加工、组装环节放在我国，对本土生产性服务的需求主要局限于交通运输、物流和一些国际商务服务，而对信息与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的需求非常有限。不仅如此，这些外资企业还凭借在信息与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上的先发优势抢占我国国内市场，压缩了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空间。二是本土企业依靠低要素成本的比较优势加入全球价值链或出口产品，由于产品缺乏技术含量、替代性强，因而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获得的附加值较低。这导致本土企业难以大幅度提高劳动力工资，进而难以促进生活性服务业的需求扩张和发展升级。三是向投资和制造业发展倾斜的体制和政策限制了消费需求扩大。由于制造业对GDP增长等的拉动作用比服务业显著，各地热衷于吸引制造业投资特别是外资，由此带动的主要是与“七通一平”有关的服务业。由于居民收入水平、社会保障水平不高等因素限制，生活性服务业发展较慢。四是我国服务业发展还存在行政垄断、行政干预和限制市场准入等现象，民营资本进入不足。
学者们认为，当前我国加快服务业发展、促进经济结构服务化具有较好条件。一是潜力巨大。美国、韩国人均GDP在我国目前的水平时，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分别为62%、47%，经济结构服务化程度都高于我国。2008年，低收入国家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的平均水平为48%，也高于我国。所以，我国服务业发展的潜力巨大。二是机遇难得。2007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使发达国家经济包括服务业遭受重创，世界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这为我国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加快发展提供了难得机遇。
在现阶段，我国促进经济结构服务化的任务是使服务业尽快进入蓄势增长阶段，并尽可能缩短这一阶段的时间，力争在某些地区、某些领域实现跨越式发展，从而启动内生增长阶段。为此，学者们提出了如下思路。
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一方面，积极有序地开放服务业，引进包括研发机构在内的发达国家信息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企业；另一方面，引导和支持国内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利用与本土制造业联系紧密的优势，加快将内置的生产性服务外置化，将更高级、成本更低的生产性服务嵌入制造过程，化解制造业发展面临的劳动力、土地等成本上升的压力，实现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创造新的竞争优势。
促进劳动力从制造业向服务业顺畅转移。经济结构服务化的过程，一方面是服务业与制造业良性互动的过程，另一方面是服务业和制造业各自内部结构升级的过程。这个过程的顺利展开，需要劳动力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并实现合理配置予以支撑。劳动力从制造业向服务业顺畅转移，既需要消除妨碍劳动力转移的体制机制障碍，充分发挥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也需要通过发展各级各类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不断提高劳动者的素质。
引导不同地区选择好符合自身实际的着力点。近年来，东部地区制造业转型升级加快，出现了资本和技术替代劳动力的趋势，进而促使部分劳动力转移到服务业。一旦本土制造业走出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就会对高级生产性服务产生强烈需求，刺激本土高级生产性服务业快速发展，促使服务业发展进入内生增长阶段。因此，“十二五”时期东部地区可以率先推进经济结构服务化，将信息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作为发展重点，为制造业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提供更高水平、更低成本的生产性服务。中西部地区工业化滞后于东部地区，可以依靠本地丰富的农村劳动力并吸引一部分已转移到东部地区的劳动力回流来支撑由承接东部制造业转移而催生的服务业发展。因此，“十二五”时期中西部地区服务业发展的重点是加快发展一般性服务业。这样，既能为东部地区制造业劳动力转移提供蓄水池，又能为本地制造业发展提供配套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