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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元春：治理通胀要关注新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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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货币M2到底增长了多少，今年的信贷到底贷出多少，是由投资和出口决定的，不是由决策者和人民银行说了算的。对中国信贷增长影响最强的是发改委、财政部，而不是人民银行，不能对此有正确的认识而简单地进行货币政策的操作就有可能会出现问题。 |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表示，在分析当前的通货膨胀时，要抓住此番通胀的新现象、新问题，在治理通胀时要有新视角。
刘元春称，此次通货膨胀有四个方面的新现象需要关注：
第一，通胀的压力以及人们对通胀满意度的大幅大降并不是中国独有，而是具有世界共性。2010年我国的CPI增幅是3.3%，比改革开放30年的CPI平均水平要低，但是民众却认为通胀的问题已经很严重了，民众对于整个价格的满意度也已达到近十年的最低值。与此同时，世界其他国家人民的通胀满意度也大幅度降低了。在经济全球化、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这次物价上涨带有普遍性和全球性特征。
第二，虽然我国的CPI上涨幅度较大，但是核心CPI却一直维持在1.5%左右的水平。同时，我国的GDP评价指数也一直维持在4%左右的水平，产出缺口一直维持在-0.5%—0.5%的区间。这样来看，我国的总供给与总需求是平衡的。这就形成另外一个冲突，即全世界的预测者都预测中国经济增速在今年会下降，但是同时又预测CPI会上涨。
当前主要是由于食品价格和居住价格的上涨引发PPI的上涨，特别是房地产价格的持续高涨引发了一般的CPI上涨。在过去，人们认为所有的价格上涨都应该是从上游向下游进行传递，从PPI向CPI进行传递，从实体经济向金融领域进行传递。但是这种传递顺序在这两年中好象并不存在，甚至被逆转了。这种反向作用机制到底是什么？这是值得思考的第三个新现象。
第四个方面，我国的CPI与国际的CPI同步性较差。2006年以前我国的CPI与全球CPI的相关性是0.17左右，特别是与OECD国家相比。从2007年开始，这种相关性已经达到0.7左右。另外，我国与新兴市场国家的同步性进一步加强，达到0.8。这种同步性是全球化的结果吗？是贸易的全球化还是经营的全球化？这也是值得关注的新现象。
另外，刘元春认为，在治理这一轮的通货膨胀时，还应该有新视角：
第一要有国际视角。金融危机后形成了两次震荡：金融危机的余波带来的第一波振荡就是越南金融动荡、韩国金融动荡、迪拜金融危机、冰岛金融危机以及南欧五国债务危机。还有一次振荡正在产生中，即全球治理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全球流动性过剩的问题，这是形成通胀的重要外部因素。
第二个视角是政治、社会的视角。这一轮通货膨胀对于那些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政治结构非常脆弱的国家会带来一些非常强烈的冲击。虽然这些国家的CPI可能并不高，失业水平也不像发达国家那么彰显，但是它所带来的这种社会和政治的震动是前所未有的。另外，人们对通胀的容忍度发生重大的变异。同时，通货膨胀的形成机制也发生重大变异。如果不能看到这一点而单纯地用以往的视角来处理这一轮的通货膨胀，那么可能会带来一些社会、经济上的问题。
第三个视角是体制、制度的视角。虽然我国的宏观经济环境是稳定的，但是治理通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民生问题，它有泡沫化、国际化的新现象。而泡沫化中很重要的就是流动性的回收。中国的货币M2到底增长了多少，今年的信贷到底贷出多少，是由投资和出口决定的，不是由决策者和人民银行说了算的。对中国信贷增长影响最强的是发改委、财政部，而不是人民银行，不能对此有正确的认识而简单地进行货币政策的操作就有可能会出现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