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微观层次，从生产环节来看，收入分配的平等、公正都有利于激励绝大多数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而不是仅仅激发一小部分所有者、管理者的积极性。
消费是生产的目的，正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概括是“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生产不断发展的方法，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近年来“全球经济失衡”已成国际经济界热门话题，由于中国众多商品产能已占世界百分之七八十乃至更高，继续依赖投资和出口高增长拉动经济增长的路子难以为继，扩大消费问题日益突出。
而在宏观层次，从消费环节和需求领域来看，收入分配的平等、公正对后发国家经济起飞及其可持续发展的作用更为显著。市场经济的特点就是以需求为导向，以机器大生产为特征的近代经济越发凸显了这一特点；平等的收入分配格局在任何国家都有利于扩大有效需求总量，在发展中国家更有利于将有效需求集中于国内产业部门而非国外产业部门，从而令有限的消费需求最大限度地发挥拉动国内产业部门发展的作用。平等的收入分配格局之所以有利于扩大有效需求总量，是因为高收入群体边际消费倾向较低，而中低收入群体边际消费倾向较高。
在发展经济学界，巴西经济学家赛尔索·福塔多较早从需求结构角度详细论述了收入分配不平等损害发展中国家经济前景的命题。在1979年发表的《巴西发展模型》一文中，他提出，绝大多数穷国在经济发展初期收入分配高度失衡，这类国家对工业品的需求几乎全部集中在奢侈品上，因为穷人扣除食品和住房等生活必需品开支后几乎没有什么剩余，而汽车这类奢侈品要么依靠进口，要么由国内外资企业生产，因为国内企业和投资者既无足够资本，也不懂如何生产这类较为高级、复杂的产品。由于这样能够维持对只有外国企业才能生产的产品的需求，外国投资者很愿意保持收入分配失衡；统治阶层本身是这种格局的受益者，维护这种收入不平等的动机更强烈。
30多年过去了，赛尔索·福塔多的上述论述基本仍可成立。一个收入分配高度失衡的发展中国家，即使有幸进入经济发展第二阶段，掌握了绝大部分购买力的高收入阶层也必然更倾向于来自发达国家的时尚、高档、优质消费品，而不是本国不那么时尚、属于中低档、质量也相形见绌的商品。
在这样一个国家，即使国内厂商有能力生产同类商品，也由于国内收入分配严重失衡、市场太小而无法取得规模效益，在开放市场的竞争中难以立足。而假如没有国内市场的有力支持，一个发展中国家就无法实现赶超，只能跟在发达国家背后亦步亦趋，捡拾一点夕阳产业转移的残羹冷炙，形成欠发达的恶性循环。
相反，一个后发国家如能实现相对平均的收入分配格局，其购买力将更多地集中投向国内产品而非昂贵的进口品。这样，一个国家收入分配较为平均，就意味着每种消费品的需求一旦出现就会迅速爆炸式膨胀，这既进一步强化了国内市场的规模优势，也令在发现并满足国内市场需求方面决策相对迅速的内资企业优势更为突出。战后日本社会收入分配平均程度长期为西方主要国家之最，正是这种较为平均的收入分配格局令日本以内资企业主导迅速完成了大件消费品的普及。1980年代，中国新锐思想家们争先恐后对“平均主义”大兴问罪之师，殊不知正是这种“平均主义”在新中国前期为国内制造业提供了足够的消费市场，国内工业基础从而得以建立；到得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中国市场家电消费热潮兴起，同样正是凭借上述机制和当时的贸易壁垒，几乎白手起家的中国家电行业迅速成长为可与西方同行同台竞技的巨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