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第4季度，随着美欧等主要经济体进入复苏期，世界经济的基本面得到有效支撑。但在总体复苏的背后，由于主要经济体国内经济形势和国际经济地位的差异，主导国家间的宏观经济政策出现差异化和不对称性，甚至形成了逆向调节，从而加剧了发展中国家宏观调控的复杂程度，并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明显的输入性通货膨胀压力。
(一)美联储的第二轮定量宽松政策与过量美元输出
2010年11月3日，美国启动了规模为6000亿美元的第二轮定量宽松货币政策。政策的影响共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美联储以美国中长期关键期限国债为对象连续在8个月内投入6000亿美元。通过对关键期限国债大规模的投入流动性，可以有效的降低关键期限国债的收益率情况，从而推动市场中长期利率曲线下移，稳定市场对中长期利率的风险预测。第二阶段是美国国内金融市场获得基础货币后，增强了对美国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第三阶段是沉淀在美国国内金融系统内部的基础货币开始通过金融、投资和贸易渠道流向国际市场，给世界经济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明显的扰动。第四阶段是国际市场上的资金回流阶段。新兴发展中国家和大宗商品出口国的国际收支盈余通过购买美国商品和服务，或者是购买美国国债或其他形式的证券资产回流美国，进而转化成对美国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有效支撑力量。
因此，美联储第二轮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可以有效改善美国金融市场状况和实体经济的基本面，但有害于美元和美国经济的长期利益，并对世界经济输出了通货膨胀。
(二)欧元区债务危机的纠正与欧洲央行的扩张性货币政策
欧元区债务危机是典型的主权债务危机，但导致其集中暴发并大规模蔓延的原因并非仅仅由于危机国家国内经济政策的失误，欧元机制内部的两大失衡是导致这场危机的最主要原因。
第一类失衡是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美欧的政策资源的失衡。在次贷危机暴发的情况下，美国政府一方面迅速启动了规模庞大而形式多样的财政支持政策，另一方面及时推动美联储扩张资产负债表，推行“大规模资产收购计划”。而欧元区国家则难以借助货币政策的力量来向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提供支持，欧洲央行拒绝了欧元区边缘国家提供国债融资的要求，使得欧元区国家在抵御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处于政策的跛行地位。第二类失衡是欧元区内部主导国家(核心国家)和边缘国家间的权利失衡。主导国家可利用投资、贸易和政府债务等手段向边缘国家转移危机和转嫁风险，并导致边缘国家的经济资源和金融能力向主导国家转移。因此，欧元区债务危机的直接诱因既包括边缘国家自身经济运行和政策调控中的内在缺陷，又受到主导国家风险转嫁的巨大影响。
尽管欧元区债务危机仍在延伸发展，继希腊之后，爱尔兰、葡萄牙也濒临危机的边缘，西班牙和比利时也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了危机的风险累积，但可以预见，随着两个“失衡”得到支撑和解决，2011年上半年欧元区边缘国家的债务危机将逐步平稳，国民经济运行逐渐恢复正常。值得注意的是，区内国家的消费需求难以在短期内得到恢复，欧洲央行事实上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开始形成。
(三)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逆向调整与输入性通胀压力
在当前调控中，我国的主要政策方案与美欧形成了逆向调整，一方面加大了我国宏观经济形势的复杂程度，另一方面极大增加了我国宏观经济政策自主调整的困难。由于国内经济政策的自主性受到限制，政策实施的具体效果也形成了波动和不稳定性，在美欧等国家宽松货币政策的推动下，第4季度我国输入性通货膨胀压力急剧增大，外部价格冲击成为影响宏观经济平稳运行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大量流动性进入到国际大宗商品市场后，主要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和化工原料的价格开始迅速上涨，我国国内市场也受到直接的影响，输入性通货膨胀压力迅速上升。
过多的国际流动性在直接加大输入性通胀压力的同时，还加大了我国及其他新兴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市场的泡沫。特别是我国逆向宏观调控政策形成后，国际游资通过各个渠道加大对我国资本市场的渗透。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最新数据，截至2010年9月，我国新增外汇储备2330.82亿美元，而第4季度单季实现新增外汇储备1989.97亿美元，超过前3季度的85%，增速明显上升。在外部流动性加速进入的情况下，我国基础货币投放速度也相应加快，尽管受到加息等从紧信号的影响，但资本市场泡沫累积很快，甚至出现了过度波动的情形，在进一步加大通货膨胀预期的同时，强化了我国经济的脆弱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