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股“破发”潮的肆虐，再度告诉我们：庆父不死，鲁难未已，“三高”不灭，股灾不止。
历史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不过，如果以为它说的只是时间范畴的事情，未免大谬不然。实际上，股市的“三高”和城市的“三难”，便是发生在空间范围的形似神亦似的典型现象。
股市有“三高”：高发行定价、高市盈率、高比例超募；犹如城市“三难”高房价、路堵、公共场所吸烟一样，无不是越治越糟，一沾手就像粘上了毒蜘蛛的蜘蛛网，甩又甩不得，不甩又烫手。
“三高”和“三难”一样，固然可以说是“市场化”或“城市化“的产物。但是，并不是“市场化”就一定得产生“三高”，“城市化”就必然得伴随“三难”。事实上，全世界成熟的股市，市场化程度哪一个也比我们的股市高得多，但是，有几个像我们那样出现如此严重的“三高”的？再说，中国某些大城市的房价之高，道路之堵，公共场所的乌烟瘴气，即使是全球屈指可数的著名城市化大都市，也只能自愧弗如。这又岂是简单地把问题归咎于什么“化”就可以一“化”了之的？
股市“三高”的产生，与其说是发行定价制度市场化惹的祸，还不如说是“重融资轻回报”的市场定位所使然。实际上，在把满足融资需求的市场扩容当成资本市场压倒一切的发展目标的前提下，这种由行政之手操控的“市场化”就成了某些圈钱寻租活动最理想的牟利机遇。管理层一边放弃对发行定价必要的“窗口指导”，一边又有意把抬高发行市盈率当成打破“新股不败神话”的调节工具，还把“破发”说成重大的改革成果，难道这还能说是所谓保障公平维护稳定的“市场化”吗？
在对待“三高”、“三难”的问题上，常常有一种匪夷所思的逻辑在作怪。比如“三高”说是参加询价配售的人太多，不利于形成市场约束机制，于是便有了承销券商选择权和摇号配售。其实，券商选择权无非是让发行人和承销券商拥有更多的按自己的利益意志支配发行定价的自由，而摇号配售则让少数“近水楼台”的投资机构把报价作为获得更多配售的交换方式。新股发行改革就这样一次次地成为由散户埋单，而发行人、中介、券商和询价配售机构则掠取越来越高的无风险利益的“杯具”。
让人堵心的，并不是“三高”或“三难”真的无法可治，而是所谓的治理方案，很多的时候非但并没有改革的新意，反而是在忽悠，公共场所控烟就是典型的一例。一边只讲控烟而不动真格罚款，一边改头换面的烟草广告照样还在电视媒体招摇过市，这不是烟草财政下的一种控烟秀是什么？新股发行体制二次改革简直如出一辙。莫名其妙的承销商选择权和摇号配售权，说穿了，就是石头往山里搬，让发行人、券商和圈子里的机构想要多高的好处就拿多大的份额。
“三高”犹如“三难”一样的难治，这是不难理解的。但在笔者看来，治“三高”或比“三难”还难。“三高”非但在某些利益中人的眼里是所谓市场有人气的表现，说不定还被某些人当成政绩呢？新股发行源源不断，再融资不绝于耳，如果压根儿就没有人真正想去治理
“三高”，那么，“三高”对于股市来说，恐怕只有更高，没有最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