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各国政府在逐渐摆脱衰退泥沼后，为了提高应对金融危机冲击的能力，纷纷开始对其金融体系“查缺补漏”，特别是对那些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风险更加审慎应对。无论是严格金融机构监管，还是开始向银行征税，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正不遗余力地展开对金融监管的重建进程。但是，近来中国银行业掀起的新一轮再融资大潮，不能不让笔者对其过度追求风险表示担忧。
金融危机以来，金融机构过度追求风险和利润一直饱受诟病，同时，政府滥花纳税人的钱救助金融机构也会鼓励“大而不倒”的机构更倾向于过度承担风险。大型机构不是因为具有竞争力，而是由于其具有的特殊地位而获得高收益。在扭曲的激励机制下，风险收益由高管层获得，损失则由公众来承担。“大而不倒”的机构靠着政府救助的“隐形保险”，更容易获得存款人和债权人的资金，市场倾向给予更高评级，降低了这些机构的融资成本，获得了相对于其他机构的不正当竞争优势，从而降低了宏观层面资源配置效率，不利于金融系统的稳定。
据ＩＭＦ的估计，全球银行业因本轮金融危机遭受的损失为２．２８万亿美元，其中美国银行业损失为８５５０亿美元。扣除部分已回收的财政支出，Ｇ２０中的发达国家直接拯救金融体系的财政成本平均占ＧＤＰ的２．７％；受金融危机冲击最严重的国家尚未收回的财政成本达ＧＤＰ的４％—５％；危机中政府对金融业的担保和其他或有负债平均占ＧＤＰ的２５％；预计危机使发达国家的政府债务在２００８年至２０１５年期间上升约４０个百分点，因此如何解决金融机构的外部性，解决面临危机时的金融机构救助问题，就成为各国政府关注的焦点。
福利经济学家庇古提出的庇古税是解决外部性的有效手段。Ａｃｈａｒｙ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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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２００９提出基于系统性风险贡献征税，即创造一个系统性基金，采用类似于联邦存款保险公司（ＦＤＩＣ）的做法，有助于减少金融机构成为“大而不能倒”的机构的激励。ＩＭＦ（２０１０）提议，向全球银行和金融机构征收“金融稳定贡献税（ＦＳＣ），对除股本和受保险存款以外的银行负债征税，税款积累成为一支纾困基金，当未来出现金融危机或是系统性金融风险时主要用于支付对银行和金融机构的救助成本。
作为此次金融危机发源地的美国和危机重灾区的欧洲主要国家是全球银行税的倡导者和拥护者。事实上，奥巴马政府已提出对资产超过５００亿美元的银行股本和受保险存款以外的负债征收０．１５％的“金融危机责任税”，以弥补政府救助银行业的成本；英国已向本国花红额逾２．５万英镑的银行家征收５０％的一次性奖金税；英、德、法等国和欧盟已达成共识，准备征收与美国“金融危机责任税”类似的银行税。
相比之下，遭受美国次级债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冲击较小的其他国家，如澳大利亚、日本、中国、巴西、印度等国都纷纷拒绝统一银行税的安排，由于没有用纳税人的巨额公共资金来救助私营金融机构的行为，也就没有引致美联储和欧洲央行救助所带来的原罪，对全球征收统一的银行税很可能对新兴经济体的金融业是一种成本的转嫁，这也是目前两大阵营的分歧难以弥合的根本原因。
然而，从长远的目光看，征收银行税的风险警示意义要远远大于其现实的经济意义。有人算过一笔账：银行税的征收将给全球银行业带来２万亿美元的额外开支，因此有分析认为，这一计划必定会削弱银行的盈利能力、改善资产负债表的能力和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能力。
而且目前的银行税制度设计上还有很大缺陷：第一，银行税存在着政策执行力问题。如果不是所有国家同时采纳银行税，那么跨国银行交易业务将会仅仅流向尚未征收银行税的国家和金融中心，使得后者发展成为新的避税型离岸金融中心，倒逼已经征收银行税的国家和金融中心取消银行税。参照现有的国际金融合作障碍，执行这种税率需求的严格的国际金融协议使得短中期内变得不可行。
第二，银行税同样存在着技术难题。根据公平原则，银行税应尽可能地对所有商业银行机构一视同仁，但是对好孩子银行机构和坏孩子银行机构都同等地征收银行税有悖于银行税宗旨，只能导致更多的好孩子银行机构的机会主义行为。
不过，我们不能仅算经济账，也不能仅从眼前的利益考虑。危机倒逼改革，再造势在必行。的确，从宏观审慎的角度看，由于向银行征税只是对微观金融机构风险的防范和控制，而缺乏对宏观经济环境与政策、全球金融市场以及风险组成特点的关注，因此，银行税只可能解决金融危机的“边缘性问题”，它无力应对跨境资本流动和过度的杠杆交易，更不会解决导致金融危机的“系统性问题”。
对中国而言，开征银行税短期内并不现实，但这并不等于我们对金融机构的风险就可疏于管理，中国金融业高盈利的成绩下面，同样蕴藏着非常大的风险。３０年来中国银行存款资金来源充足，但投资需求增长远远落后于存款资金供给，为降低账面不良资产，提高借款企业的资质，银行体系内形成了庞大的存贷差。银行过多地制造信用，使得基础货币的供应远不够金融体系对基础货币的需求，实际流通中的货币明显过大。
正是由于我国金融体系里仍然存在着“病灶”，一遇到风吹草动，风险就会暴露出来。一些金融机构不仅不能有效地贯彻落实货币政策，反而会成为宏观调控的利益“博弈”方和政策传导的“梗阻”。因此，在当前全球各国积极推进金融变革的时候，我国决不能“隔岸观火”，而应抓住金融全面开放之前难得的历史机遇期，继续深入推进金融体制改革，从宏观审慎监管的角度，将银行系统的风险与货币政策、金融监管、微观治理和金融对外开放政策（汇率、资本账户开放，全球资本流动，货币的国际化等）综合起来考虑，切实提高防范和应对金融危机冲击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