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需要警惕的是保护依赖症。
蔡昉认为，人们猜测日本之所以会有“失去的十年”是因为泡沫经济或高龄少子化趋势，但事实上日本在这10年没有技术进步，也没有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政府通过政府购买、投资、补贴等手段保护了应该消亡的企业，这些干预保护措施越来越多，使得日本经济无法进步。
而中国的问题是在目前特定的发展阶段上，政府有时为了保护企业而忽视工人的诉求。蔡昉认为，工人提出诉求是因为到了刘易斯拐点，过去没到拐点的时候，农民工没有退出权，为了获得稳定的收入不敢提出诉求。而达到刘易斯拐点后，农民工就业机会增多了，开始拥有退出权，如果是“血汗工厂”，他们就有可能直接选择离开，而如果是对在世界品牌工厂的工作不满又不特别害怕被裁员，才会体现忠诚原则，采取向企业诉求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所以劳资纠纷多发不是农民工的工作状态变坏而是变好了，关键是建立解决问题的平台。”蔡昉说。
他介绍，日本在进入刘易斯拐点之后，收入分配问题得到改善，低收入家庭收入迅速上升，在上世纪10年之后的70年代，人均GDP得到了大幅提高。而韩国在70年代出现刘易斯拐点后消费率却出现了下降，直到80年代后期消费率才逐渐提升，但仍然没有日本快。这十多年的时差有可能是因为日本每年都有“春斗”，让政府、企业、工人三方斗争，形成工资协商结果，而70年代韩国朴正熙执政时，压制工会、企业与工人利益分享的问题，结果在政治和经济上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还需要避免的错误是“未富先老”。
蔡昉表示，按照中国目前的人口年龄结构，如果20年后顺利成为发达国家，或许能解决人口日益老龄化带来的问题；但如果不能成为发达国家，这个问题就将很严重。
目前我国低端就业岗位多，农民工收入也高，既然如此，很多人选择不让自己的孩子继续上学获得更高学历而是提前进入人力资源市场，使得人力资本下降。
而蔡昉认为，这方面的坏榜样可以看看美国。早在1991年，美国就出现了“无就业复苏”，连续10个月的“无就业复苏”让布什没能连任总统。2009年，美国经济开始缓慢复苏，但是失业率高达10%，而失业人群中，有大学学历的只有4%的失业率，而没有大学学历的人群失业率高达14%-15%。
美国人认为中国人抢了他们的工作岗位，而事实上是美国的产业结构虽然在不断地升级，但美国确实有一批人不上大学，所以美国目前的产业结构已经无法容纳低端人才，这部分劳动力没有适应本国的产业结构升级。
蔡昉说：“美国病还是富裕病，如果我们国内的下一代由于人力资本水平限制不能推动产业升级，那中国‘未富先老’的前景就非常不容乐观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