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提出，“十二五”时期对我国来说仍然是大有所为的机遇期，只是将面临更多的新挑战，其中面临的一个最大的挑战就是“中等收入陷阱”。
他介绍，世界银行把人均GDP在975美元以下的国家称为低收入国家，小于或等于3855美元的，划作中等偏下收入国家，人均GDP低于11900美元的国家划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大于11900美元的国家划为高收入国家。
按照2009年的官方汇率，我国的人均GDP在当年达到3800美元，大致要跨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行列了。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2007年世界银行在其报告《东亚复兴》中首先提出的。文章称，所有在跨越低收入陷阱管用的政策和发展战略，到了中等收入阶段基本上都不管用了，必须有新的发展战略，新的手段来跨越，因此中等收入阶段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发展阶段。
蔡昉表示，经济学中所说的“陷阱”实际上是一种“均衡陷阱”，是指一个经济体长期处于某种发展状态(通常是不发展状态)，即使由于某种外力的推动，一度改变了原来的状态，或摆脱了初始的均衡，却总是有一种内在力量将其拉回到原来的均衡上面，使整个经济体长期处于恒定状态，既难以自拔也难以借助外力解脱出来。
据他介绍，世界上1970年时处于同一起跑线的国家，在30年后出现了大分化。最发达的国家和地区进入了高收入阶段，但还有相当多的国家仍然处于中等收入阶段，这说明中等收入阶段这个门槛不是自然而然就可以跨越的。
这批国家与地区中跨越中等收入门槛的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其中现在日本人均GDP3万美元，韩国人均GDP2万美元。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是拉美国家，如巴西和阿根廷现在人均GDP仍在1万美元以下。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时候，拉美比东亚更发达，比欧洲的人均GDP还要高，但几十年后却仍然如此。而这些国家的历史最高人均GDP都曾超越1万美元，最终又回落下来，形成一种稳定的、特殊的均衡状态。
是这些国家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有问题吗？还是这些国家没有及时转变过时的发展方式？又或者是社会政治稳定或收入分配上出了问题？不管怎么说，日本和韩国的基尼系数比较低，而巴西的基尼系数达到0.6，阿根廷大于0.5，学界猜想至少收入分配关系长期未得到改善是这些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之一。
蔡昉认为，这一问题与刘易斯拐点相关，即二元经济中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点随着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达到劳动力供不应求且开始短缺的转折点。
“有些学者认为，只有当农业和工业的劳动生产率相等时，刘易斯拐点才到来，但那就意味着二元经济结束了，是第二个转折点。”蔡昉说，如果几年前学界就普遍接受“刘易斯拐点到了”这个观点，就会事先预料到劳动力短缺工资会上涨，靠生产要素投入拉动经济已经不够了，需要转变发展方式，从依靠要素投入转变到依靠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投入上来。
20世纪90年代，世界银行发布《东亚奇迹》的报告，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认为，这种资本与人力的要素投入与前苏联类似。而这些经济学家研究的出发点是新古典主义，因为人力有限所以不断增加资本，导致资本报酬递减，所以需要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才能维持资本报酬。而东亚劳动力无限供给，就不会出现报酬递减的情况，也就是所谓的“人口红利”，这也是东亚经济廉价增长的奥秘所在。
但我国的人口红利正在结束，正接近新古典主义的假设，如果还不转变方式，经济增长就将不可持续。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人口抚养比进入低生育阶段，收入多负担少，人口抚养比每降低1个百分点，人均GDP就上升0.115个百分点。据统计，我国人口红利对人均GDP的贡献达到26.8%，而东亚奇迹1/3-1/2的成就都来自人口红利。
但从2013年起，我国的人口抚养比将开始上升，每上升1个百分点，人均GDP就下降0.115个百分点，人口红利瞬间成为人口负债。从2013年到2015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将实现零增长，并从此进入负增长，劳动力供给将逐渐减少。
蔡昉表示，他曾作过实证研究，2013年后，人口抚养比止跌上扬，人口红利将不再支撑高储蓄率，有一天甚至政府想提高储蓄率都要做出额外努力。
假设本世纪早期我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能达到10%，但未来会下降到7%-8%的水平，不能支持像过去30年一样的高增长速度。
事实上，近两年制造业和建筑业农民工工资的上涨速度都比较快，据统计，2010年我国农民工平均工资已达每月1600元。
蔡昉表示，农业中雇工工资自2003年后涨幅很高，侧面反映了这种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这与新生代农民工教育水平的提高关系不大。
他表示，跨国投资公司一直密切关注中国劳动力工资是否真的上涨了，“春江水暖鸭先知”，大量产业从沿海向内地及越南等地转移的趋势投资者有目共睹，这是企业家自己看到劳动力相对价格提高后的选择。
“中国是否正在丧失竞争力？”蔡昉认为，虽然过去劳动密集型产业呈现了从日本到亚洲四小龙，到东盟国家，再到中国沿海地区的雁阵转移模式，似乎下一步又要转向印度、墨西哥、柬埔寨、孟加拉之类的国家。但是因为过去转移过的那些国家都是小国，这些国家的内部各地区之间具有同质性，而中国是大国经济，各地区之间具有强烈的异质性，在西部劳动力工资上涨的同时，劳动生产率上升得更快，抵消了工资上涨的不利因素，而工资上涨带来的农民工市民化会显著扩大消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