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12月14日报道说，北京三环内马路边停车，首小时的停车费将高达10元，一小时之后加收百分之五十费用。
　　令人觉得程序失当的是，这些具体治北京拥堵的方式，是先报国务院批准，而后再征求市民意见。北京城区上下班的高峰拥堵人所共诟，一些地段甚至到了寸步难行的状况。面对如此严峻的交通状态，我们并没有看到有关方面广泛征求民间意见与建议，也没有看到交通专家们召开一系列的研讨会，研究对策，只是通过闭门起草文件上报国务院，一招治堵，就是提高收费，限制车辆购买。
　　这是一种懒政思维的结果。交通拥堵因素多多，只要出现拥堵，不问策管理科学，不加强道路通行规范管治，不限制公车滥用，而将责任全部下压到市民头上，用最简单的提高收费来掏市民腰包，政府就成为永远的赢家，被拥堵的是市民，在交通上高消费的还是市民。那么，政府的责任与道义，体现在哪里呢？政府的协调与科学管理的能力，又如何提升呢？
　　现在停车费要涨起来，那么我们有理由知道，这笔钱是用来疏通道路呢，还是补偿公共交通？由于城区停车费过高，将有数以万计的有车一族选择公交或出租车，那么高峰期公交与出租车如何保障？现在城区许多地段乘坐公交与扬招出租车都相当困难，如果停车费涨价坐实，这些困难与问题都会落在城市劳动者们头上。他们似乎永远只有承担责任与后果，而难有权益保障。
　　同日的新华社报道说：北京“限牌”传闻在坊间传播，加剧了年底京城车市的紧张氛围，而权威部门没有及时出面表态，使人们对此莫衷一是。在记者看来，不管是车牌拍卖，还是摇号上牌，都属于欠缺长远考量的堵而不是疏。
　　现在有关方面没有出面解释如何限制购车数量，可能有难言之隐，但我们希望政府应该在车牌发放上面，与过去购车一样，体现国民同等待遇，不能用户口来限制购车，而应该通过摇号的方式，使在京购车人享受同样的待遇。
　　在治堵方面，政府一方面要有自己的智慧与方式，或征集社会民间智慧，来化解困境。另一方面，学习香港与东京治堵经验，疏导城市交通毛细血管，以缓解干道交通压力。还有就是拿出大力发展公共交通，增加自行车棚与免费自行车停放点，在获得涨价利益的同时，要学会还利于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