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井冈山到朝鲜，再到珍宝岛，中国人民解放军面对的所有主要对手都拥有装备优势，在装备劣势的情况下，这支“铁少气多”的英勇军队发展出了一套贴身近战的战术，借此在一次又一次恶战中，把对手的优势技术装备推入无用境地：由于两军混战，打成一团，对手的飞机大炮一旦开火，就会把自己的部队也一起打掉。
今天，在国际经济摩擦中，这种贴身近战战术同样能够让实力较强的一方投鼠忌器，从而增进整体实力较弱一方的安全，美国财政部一次又一次在节骨眼上推迟发布《国际经济和汇率政策报告》（下文简称“汇率报告”）就说明了这一点。
美国财政部发布汇率报告敲打别国的做法，起源于里根时期的《1988年综合贸易法》，这部二战之后截至当时美国保护主义色彩最为浓烈，且覆盖面最为广泛的法律，将汇率政策与美国贸易政策挂钩，要求财政部长每年研究汇率状况，就他所决定控制的外汇汇率与有关国家谈判，并每年向国会报告两次货币政策和谈判情况。
在这一轮全球“货币战争”中，不少西方国家企图将火力集中到中国身上，美国财政部的汇率报告分外引人注目，美国方面高官和有关人士也做了不少姿态：财长盖特纳放了不少狠话，还威胁要拉拢其他新兴市场，将汇率战责任归咎于中国；在政界联系广泛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主管伯格斯坦声称，根据盖特纳的对华强硬作风和言论，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他会不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美国众议院更于9月29日以348∶79，高票通过针对人民币的《汇率改革促进公平贸易法案》……然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事到临头，美国财政部宣布推迟发布汇率报告。
这并不是山姆大叔的一贯作风，放弃通过汇率报告直接敲打中国，显然不是出于什么国际责任感，而是出于冷静到冷酷地步的实力盘算，担心此举会让自己两败俱伤。而这种两败俱伤的可能，相当程度上就来自规模巨大、结合紧密、错综复杂的中美经贸，它使得中美经济利益处于类似贴身近战的状态，迫使美国决策者只能炫耀展示自己拥有这样那样的“经贸核武器”，却不敢贸然动用。
正如美国前财长劳伦斯·萨默斯所分析的那样，中国持有的巨额美国债券和美国市场对中国出口、中国经济的重要性，已经形成了双方可以相互发动毁灭性打击的“恐怖平衡”，但中美经贸的“贴身近战”关系不止如此。在中国跃居世界第一出口大国和美国最大进口来源地之一的今天，“中国制造”已经遍布美国市场，在美国许多消费品市场上占有巨大份额，而且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不可能找到替代供货商，美国市场由此对中国货源地也产生了可观的依赖性，贸然全面限制中国商品进口，必将使美国市场陷入严重混乱。
回顾2005年美欧对华纺织品特保争端，我们可以充分理解这一点。那次争端期间，欧盟谈判代表曼德尔森起初是与中方谈成了一个较低的中国纺织品进口配额，一度在欧洲备受赞誉，结果对华纺织品新配额制实施后，那些百般奔走、求助于贸易保护措施的懒惰厂商尚未来得及弹冠相庆，众多欧盟商家就猛然发现，他们已经向中国厂商支付数亿欧元货款的服装积压在口岸无法进关，毛衣、裤子等品种甚至有断货之虞，市场供需缺口之大，不仅欧盟厂商无力弥补，即使发动除中国之外的世界其他地区厂商也无济于事，欧盟服装业市场陷入“二战以来最大危机”（英国零售业专家语）。
在市场乱象之中，曼德尔森的公众形象发生了急剧变化，短短两个月内就从成功签署中欧纺织品备忘录、为欧盟纺织厂商赢得进一步缓冲期的“英雄”，转变为对中国纺织品重新设限而导致欧盟市场混乱的罪魁，德国商人因所订购货物被扣，而把曼德尔森告上了法庭，北欧五国商会联名反对限制中国纺织品，德国、荷兰、瑞典、丹麦等国提出增加中国纺织品进口数量的方案，甚至当初最强烈要求限制中国纺织品的法国、意大利态度也发生了转变，反对向中国纺织品设限的声浪空前高涨……
克林顿执政时的1994年7月，美国对中国动用了“汇率操纵国”大棒。1993年、1994年，中国对美出口分别为169.6亿美元和214.6亿美元（美方统计分别为315.3亿美元和387.87亿美元），在美国庞大的进口总额中所占份额仍然很低。时至今日，情况已经大不相同：2008年、2009两年，中国对美出口分别高达2522.97亿美元、2208.16亿美元，今年前8个月，中国对美出口1785.73亿美元，同比猛增31.2%，是1994年全年的8倍多。《1988年综合贸易法》的发起者绝对没有想到，中美经贸会这么快就膨胀到如此规模，想不到中美经济关系会这样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这样一来，美国决策者要对中国发起大规模贸易战，就必须承担越来越大的本国市场混乱风险。由是观之，盖特纳、奥巴马拖延发布汇率报告，实不足为奇，而我们也可以从中获得启示，从而改进我们应对经贸争端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