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奥巴马宣布将启动出口管制体系的重大改革，这意味着如何为美国打开更大的市场空间将是奥巴马政府最重要的战略性任务。
　　金融危机重创美国经济发展模式，以透支消费、信贷扩张和房地产市场繁荣为支点的美国经济增长模式难以为继。危机后的美国经济何去何从？这是奥巴马政府必须解答的难题。短期来看，以刺激需求和清理金融机构不良资产作为重点，以求恢复市场信心，而长期看，“再工业化”将成为美国重塑竞争优势的重要战略。因此，围绕这一核心，奥巴马政府不遗余力：无论是先前出台的“出口倍增计划”、“制造业促进法案”、“贸易救济措施”，还是即将推出的“出口管制体系改革”，可以说，代表着“美国制造”战略转向的一揽子计划已然凸显出清晰的轮廓。
　　美国出口管制体系是“冷战”时期的产物。美国为何对实施五十多年来的出口管制体系“动刀子”？这说明，出口管制体系已经成为制约后金融危机时期美国经济战略转型的严重障碍。
　　美国现行出口管制体系主要基于1979年的《出口管理法》以及《美国出口管理条例》和《美国出口管制商品清单》两个重要的出口管制文件形成的。美国出口管制制度的重要意图就是阻止其潜在对手获得先进技术和物资，以维持美国的技术和战略优势，保护国家经济安全。但是出口管制体系在打击别人的同时也扼杀了自身发展的空间，造成了贸易的失衡。
　　作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和重要的潜在对手，美国不仅长期实行对华出口管制，还在2007年将中国单列，专门增加了包括纤维材料、数字机床、部分集成电路设备在内的47个出口管制项目。严格的管制迫使很多中国用户放弃进口美国产品，转从他国进口。数据显示，由于对华高技术出口的严控，中国高技术产品自美进口比重从2001年的18.3%下降到2009年的7.5%，如果按2001年的进口比例推算，2009年美国对华出口至少损失330亿美元。
　　事实上，从劳动力成本和劳动生产率的比较优势来看，相对于许多新兴市场国家，美国制造业在劳动力成本等方面并不具备优势，而在高新技术对外输出的壁垒打开前，高端市场的贸易份额更多被欧洲占据。以2008年为例，中国高技术产品进口总额3400亿美元，美国占7%，低于欧盟的9%和日本的14%。
　　金融危机更让美国意识到，离开了中国，美国的出口战略也将成为泡影。作为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市场对美国出口前景乃至整个美国经济的恢复和结构调整产生日益重要的影响。对美国出口而言，中国市场有以下三个突出特征：
　　首先，经济增长强劲。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的统计数据，从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到2009年底，美国对华的货物出口总额从9年前的162亿美元上升到去年的近700亿美元，9年内增加了3.3倍，比增幅第二的巴西高出近260%。同期美国对世界其他市场的出口只增加了29%。
　　其次，市场份额显著提高。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的统计，在美国的货物出口份额中，中国市场的比例从9年前的1.5%上升到如今的6.6%。中国在2007年已经超越日本，成为美国除北美加拿大、墨西哥市场外的最大出口市场，而且比重将继续提升。
　　再次，中国正在向世界输出总需求。美国财政部近期报告指出，2009年，中国为全球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在这一年里，世界总需求下降了0.6%，中国实现内需增长13%，为全球经济增长贡献了1.6个百分点。中国的经济刺激措施促使美国对华出口在2009年下半年增长了15%，而美国同期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出口减少了13%。
　　目前，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一大出口国、第二大贸易国，并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的进口增速开始超过出口增速，今年前7个月，我国出口增长35.6%，进口增长47.2%，中国进口对这些经济体的迅速复苏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对美国出口更加至关重要。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是成就美国“再工业化”战略的首选，美国必须打破进一步通向中国市场的种种束缚。根据奥巴马2009年8月13日的总统令，一个由涉及出口管制的所有联邦部门组成的跨部门工作委员会正在对现有的出口管制和许可制度进行评估。不过，正如出口管制是在权衡经济利益和战略利益后的政策选择一样，放松出口管制也是一种利益权衡之后的选择。美国试图改变低端技术和先进技术界限模糊的管制体系，建立一个分层次的出口管制体系，其根本意图在于在放松对一般技术的出口限制打开中国市场的同时，依然在最敏感的核心技术周围建筑起“高墙”，以便集中精力加强对核心技术出口的管制，在提高关键产业竞争力的同时，强化国家安全。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美国打算放开出口管制的同时，其贸易代表又表示十分担忧中国的自主创新政策，并表示美国将继续敦促中国确保“自主创新”政策不会对海外公司构成歧视。可见，改革出口管制体系完全服从于美国战略转型需要，对此我们要保持清醒认识，中国更需要的是大力推动和鼓励国内企业和产业的自主创新，“练好内功”进而逐步实现高技术产品的进口替代。同时，我们也必须做好应对新的贸易壁垒的战略准备，如何通过贸易结构的升级转型、资本深化，获取更多的产品附加价值，实现利益分配的均衡，才是中国现在最应该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