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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过后，内地与沿海同时拉响“用工警报”，特别是珠三角、长三角加工型企业招不到工人，被一些专家解读为农民工“用脚投票”，似乎农民工也一朝趾高气扬起来了。大家的结论是，用工荒倒逼企业提升农民工工资。却没有人说，用工荒倒逼政府干点什么。
随着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给农民工涨工资，是企业必须做也应当做的一件事。这自然是农民工的一个福音，但用工荒背后是农民工的权利荒，而涨工资只是一种市场行为，如果政府不站出来做点什么，权利荒的现实不会因为涨工资而终结。
涨工资，对于农民工来说是很现实的好处，但它只是企业招工的一种策略。如果我们多为农民工着想，就会看到涨工资的另一面。很久以来，人们热烈地谈论着产业升级，而一旦产业升级，相当多的农民工就会被城市抛弃，也许他们可以转岗再就业，但只要想想上世纪90年代国企工人下岗的千辛万苦，我们就不难想像那对农民工意味着什么。
涨工资意味着，投资和资本将从沿海流向内地，最终从中国流向其他发展中国家。德国学者乌尔希里贝克在其《风险社会》一书中，把资本由高工资地区向低工资地区的流动视为一种体制性社会风险，工人为资本创造了巨大财富，但最终还是在产业规模上被弃如敝屣。资本的这种流动，表面上遵循着“经济规律”，本质上却是严重的社会不公。
这种资本流动前景，对于中国的农民工来说，将带来更深刻的切肤之痛。在西方发达国家，早在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时代，工人作为一个社会阶级就争取到了一系列权利，包括组织工会的权利、罢工权，还有社会保障权利。我们经常指责美国总统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其实与这种贸易保护对应的，正是美国产业工人的权利。由于我们的特殊国情，中国农民工的权利仍处于“荒”的状态，他们创造了财富，拿了点最低工资，然后就什么都没有了。
每次用工荒出现，我们总是欢呼农民工“用脚投票”，似乎“用脚投票”是一件了不得的事情。其实它不过是市场给了农民工一点选择的机会，而市场永远是残酷无情的，它配置给无组织农民工的利益，永远仅够他们再生产劳动力自身，而不可能改变其社会处境。提高农民工工资，除了引诱农民工参加劳动之外，没有更多意义。
能够改变农民工处境的，是他们应享的权利，权利来自政治博弈，是对市场不足的校正和补充。现阶段，农民工要维持自己的根本利益与尊严，必须成为权利主体；应对资本流动的挑战，更是亟须落实自己的各项权利。而实际情况是，农民工本应有的一些权利，该政府落实的政府没落实，该企业落实的企业没落实。农民工只能消极等待市场涨工资，而涨工资后是产业升级，然后可能就是升级后被抛弃。
人们说，沿海城市留不住农民工的心，我们可以试问，不给农民工城市居民待遇，农民工如何留在城市？企业招不到技术工人，政府可不可以增加投入，加强对农民工的技术培训？政府可能很忙，有很多大事要管，但全国性用工荒肯定不是小事。
农民工现在正是国家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如果他们的权利尚且得不到落实，一旦产业升级、资本外流，他们的权利将更难得到保障。现在，市场开始还他们公道，政府更应该行动起来，落实对农民工的权利承诺，推动企业落实他们应享有的权利，推动社会公平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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