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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房的盼房价只涨不跌，没房的盼房价只跌不涨。仅一个失灵的房价，就令中国人五迷三道，引发了普遍的焦虑与费解：为什么？为什么中国的房子会弄出天价也弄出民怨，令世人大跌眼镜？或者说，房地产大病缠身，其病灶何在？我一直认为，房地产不过是中国整体经济的一个浮标，表面是价格异常，实质标示出中国经济机体是个举世独一无二的独特异体。就像能弄出天价也弄出民怨的绝不止房价，中国的粮油菜肉、水电油气、车价路费、电信网络、医疗教育等等基础消费价格，与收入相比，也都是举世最高、最损民生的。所以，要想解释怪诞的房地产，必须解释异相丛生的中国经济。房地产仅是中国经济的病相，病因在整个机体。换言之，房地产之所以能成为怪胎毒瘤，病灶病理在经济机制的不合理。
莫之许归结了中国房价飙涨的三个成因：1，政府垄断土地；2，财富偏向少数；3，消费品变成投资品。他又归结了中国整体经济的瓶颈问题为“三国”：1，国有垄断企业比重过大，占用资源过多，靠垄断价格获益过多；2，国有投融资体制市场化改革不够，导致价格与要素配置失灵，持续转移国民财富；3，国有行政、事业体系缺乏法治约束，效率低下，浪费财政资源，加剧贫富分化。莫之许认为，这“三国”仅是病相，病因则是不受市场约束的政治权力。对于一个权力搅市场的半吊子市场来说，房价创出怪诞与大多数民生消费品涨成天价、涨出民怨一样，都源于经济机制是国家垄断资本。平心而论，任何经济体都是利弊同根，损益共生的；一向倍受瞩目的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与目前倍受诟病的价格失灵，利益失衡一样，都源于顽固的官僚资本主义机制在中国的复活。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近代以来，官商一体的权力资本在中国既引领变革，也阻碍变革。法国学者白吉尔揭示中国近代史说：“每当执政者有能力主导经济现代化朝符合自身利益的方向发展时，官僚资本主义模式就会再现。”为什么会顽固再现？因为中国始终是“被现代化”的，被动变革决定了中体西用式的简单结合——“中体”即本土的官僚体制，“西用”即接纳了西方的资本主义。因而，再现复活为官僚资本主义，是中国先易后难式渐进变革的自然结果。除非学日本明治维新主动变革，先难后易。先更新观念变革政体，再学习资本主义——日本的“和魂洋才”终于成了“洋魂和才”。
中国以少数文官治理文盲大众的官僚体制举世无双，遗传的是精英权力自我合法化、自我合理化的官僚专政。当然，前现代国家，也都是信仰权威与服从管束的机制，直至近代西方创造出可选择、可问责、可弹劾、可监督的法制国家，权力的自我合法化、自我合理化才被打破，国家变为官民契约与纳税购买服务的机制。而中国呢，还停留在信仰权威与服从管束的状态，权力合法与否、合理与否不由授权人界定，而由掌权人自我界定。什么叫权力的自我合法化、自我合理化？就是政府自我授权，自诩高明，自封正确地行使公共权力，也就导致权力缺乏民意约束，天然地偏向于自身利益。这里所谓自身利益，主要不是指官员中饱私囊，而是布坎南所指的政治人跟经济人一样，天然地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所以，当房价等基础消费品价格一路飙涨，涨到比价失调、民怨沸腾时，经济病相看似成因复杂，其实也很简单，只是大家讳莫如深，不愿点破。点破了就是：价格失灵是因为市场失灵，权力显灵。本应退出市场竞争，只提供公共服务与公平裁判的政府，不守本分，不务正业，反倒理直气壮地全面扎根市场，旗帜鲜明地要“主导产权、控制命脉、垄断资源、占领上游、支配关键、掌握要素”——这些文件语言翻译过来，就是要强化垄断权力搅市场，紧握权力资本与民争利。为什么？因为缺乏民意约束的政府必然会“主导经济朝符合自身利益的方向发展”。所以，中国经济的病灶病理要说简单，也就这么简单，简单在官僚资本主义机制的复活与再现。
上述经济机体的病灶，用数字表述，可能你更好领会：中国经济多年平均增长9％，而政府税收却连续多年平均增长20％以上，这是不是超额征缴？2000年全国财政收入超1万亿，2007年即翻番5倍到超5万亿。这短短7年间，大众收入翻番5倍的有几人？世界各国行政成本占GDP的平均比例约5％，国际义务最多的美国也不过9％。而中国的行政成本，2005年已高企至世界之最的25％。在国家至上、国家神圣的国家主义宣传掩护下，真实的市场利益分化，已由一贯的官贵民贱、官纳民奉传统，复活为官富民穷、官肥民瘦了没有？这些病理，不是官僚资本主义的复活是什么？
病灶找到，病理也就一目了然了。包括房价在内的基本民生消费品的怪诞飙涨，不过是权力资本在变本加厉地抽取民脂民膏罢了，除此之外，还能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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