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彭宇案看法律敬畏之心的缺失
2007-09-14 本报记者：姚玉洁 王骏勇 来源:经济参考报
9月13日上午，国家预防腐败局揭牌仪式在监察部举行。这是国家预防腐败局局长马马文（右）和国家预防腐败局副局长屈万祥在揭牌仪式上。新华社记者:李涛 摄
“彭宇撞人案”日前作出一审判决，法院认定原告是与彭宇相撞后受伤，要求彭宇补偿老人40%的损失共计4万余元。这一判决立即在媒体和网络激起一边倒的同情，使一件普通民事纠纷充满了“好心反被诬”的道德悲剧色彩。
然而，如果我们愿意用理性而非情绪来分析整个事件，会发现媒体的“见义勇为说”与法院的“常理说”一样，缺乏令人信服的支撑。从案件判决，到当事人，再到呼唤法律正义的媒体，整个“彭宇案”凸显的，是社会各方缺失对法律的敬畏之心。
“彭宇案”原本只是一个普通的民事案件：等公交车的徐老太被撞倒，彭宇将其扶起并送往医院，徐老太指控彭宇为将其撞倒的肇事者，彭宇自称是热情帮忙的好心人。在真相不明的情况下，法院只能依据其掌握的证据，作尽可能接近事实的判断。
之所以演化成当前的“道德危机”和“司法信任危机”，公安部门在这一事件中的渎职、法官判案的粗糙，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如果不是关键证据讯问笔录的遗失，本案判决不会引发如此大的争议。而法官在判案时，过多地使用自由心证，满纸“从常理分析”、“依据社会情理”等证据推断，则让公众感觉法官断案不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从而产生信任危机。
被告方尤其是其代理律师，在本案中的表现同样值得探讨。如果被告认为合议庭、派出所与原告儿子之间有不正当关系，甚至有舆论猜测的所谓相互勾结的行为，就应该申请合议庭回避，或者向法院监察室举报。如果认为作为关键证据的手机摄影文件无效甚至涉嫌伪造，就应该申请中止民事诉讼程序，要求对证据的真实性进行调查和鉴定，或者申请接警民警出庭。但遗憾的是，整个案件中没有见到被告律师有任何依法作为举动，而是通过放任委托人向媒体投诉的方式，试图更轻松地达到赢得诉讼的目的。
需要反思的是，在本案中伤害司法权威的，也包括高声呼吁法律公平与正义的媒体。回顾“彭宇案”的审理过程可以发现，在第三次庭审之后，在法院作出判决之前，当地媒体已经将彭宇定性为“见义勇为”，在客观上形成了“媒体审判”的结果，严重干扰了法院独立审判。
在法院尚未作出结论之前，媒体不宜直接介入，更不能用道德判断代替理性报道。在“彭宇案”中，媒体迎合了人们对当下社会道德缺失和司法腐败的担忧，但这种倾向性报道激发的追寻正义的热情，恰恰可能损害正义——人们都选择性地接收和传播自己所相信的信息，过滤掉相反的信息，事实的真相反而成为次要。
“彭宇案”凸现出在我国社会转型期和矛盾多发期，人们对正义和道德的渴望。但这种渴望不能诉诸情绪宣泄的“道德剧场”，恰恰只能守在法律的保障底线。如果我们失却对法律的敬畏之心，屈从于道德判断，只能离我们希望的公平和正义越来越远。
因此，我们能做的，应该是还法律一个安静的空间，等待一个更公正的判决和一份合格的判决书。
相关稿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