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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03-13 作者：郭光东 来源:潇湘晨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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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是植树节，每年的3月12日前后，也正是植树的好时节。今年你会去植树吗？不会，那你就铁定违法了。
我得承认，我已违法多年了。因为26年前的一部法律规定，除老弱病残外，年满11周岁的中国公民，每人每年必须义务植树3至5棵。
这部法律就是五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决议》，1981年12月通过。次年2月，国务院还颁布了实施办法。
从1982年春天起，一场声势浩大的全民植树造林运动在中国大地展开。据说，这场运动“因其特有的法定性、义务性、全民性而史无前例”。去年公布的一组数字称：决议实施25年来，全国有104亿人次参加义务植树，累计植树492亿株……
不过，乐观的数字同样暴露出大面积违法的事实：104亿人次除以25年，每年也只有4亿人次多一点。昨晚的央视《新闻联播》也证实了违法的普遍性和严重性，报道称，去年有近半数公民未履行植树义务。其实，以我个人的生活经验而论，“近半数”这一数字还是相当客气的。我最近的一次植树经历已是15年前，身边也未见他人履行义务，甚至连相应的处罚也从未有过。
一部出发点极其良善的法律，为何却在实施中遭遇如此大的尴尬？
原因不难查找。决议颁布的年代，正值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初期，人人尚在“单位”之中。而今20多年过去，中国社会组织结构发生巨大变迁，且不说个体从业者大批增加，就职于非国有单位的人越来越多，单是从农村流向城市的打工者就有亿万之众。与单位越来越疏离的这些人，必然处于不便履行植树义务而又难以监督的状态。
而且，多年来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也使得城里几乎无地可供植树，能绿化的都已绿化，剩下的就是水泥地了。城里人再要植树，就得到自然条件较差的远郊去，这对普通市民而言，履行义务的负担也无疑是加重了。
从立法质量上看，这部法律有着它那个时代的鲜明烙印。它产生于“文革”结束不久、法制几乎一片空白的特殊年代，其时的立法观念和立法技术，尚处于极度不成熟状态。
比如，这部法律的立法目的是在发起一场运动，而不是规范日常的行为。套用的格式是“决议”，而不是现在通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某某法”。整个文本虽然不足450字，却大量使用非法律语言。法言法语讲究精准、明晰，植树数量要么3棵，要么5棵，这部法律却模糊地规定“3至5棵”。而“人人动手，年年植树，愚公移山，坚持不懈，为建设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而共同奋斗”这样的语句，读来就俨然“致全国人民的一封公开信”。
更重要的是，义务植树的法律在一定程度上混淆了法律与道德、法律与政策的界限，设定了实际上难以履行的公民义务。
在立法质量越来越高的今天，正视变化了的社会现实，重视绿化的专业特性，这部义务植树的法律已经到了不得不改的地步。或许这部以决议形式颁布的法律并无多少人在意，但是，如果我们坐视法律长年蒙尘而不管，放任大面积违法而不问，则无疑是一件贬损整个法律体系权威的大事。如此，何谈让民众敬畏法律，遵守法律？
立法法规定，“立法应从实际出发，科学合理地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与义务。”在此郑重建议，本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在最后一年任期中，应予及时修订这部法律；或者径自废止这一法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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