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在书市上选购图书。本报记者 任勇 摄

　　虽然以转企改制和体制、机制创新为核心的第一轮文化体制改革解决了企业内部矛盾、打通了企业自身“经脉”，但困扰整个行业发展的地区割据和垄断壁垒依然存在。要打破壁垒，关键在于如何实现产业生产要素的全国性流通。为此，出版界人士和专家建议，在现阶段，最急需做的，不是让一大批企业蜂拥上市，而是从国家层面尽快出台具体的、可操作的政策来引导行业整合，促进产业升级。“从根本来说，还是需要国家层面制定新的、具体的行业引导政策。”

　　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入，出版行业竞相“上市”成为潮流。然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上市后的出版企业虽然壮大了资产规模，但并未成功运用资本的力量做强出版主业，引起行业内争议。
　　一些出版界人士和专家忧心指出，作为文化体制改革的先行者，国内出版发行行业开始进入“上市后”时代，现行的文化体制改革政策已经不能满足需要，亟待从国家层面制定新的产业配套政策，以此打破地域壁垒，引导产业生产要素实现全国范围内的流通，促进产业升级，实现良性发展。

    上市后资产壮大“主业”不强引争议

    据了解，截至目前，全国已经组建了24家出版集团公司、49家报业集团，出版行业上市公司有11家，境内外净融资达240多亿元。其中，上海新华发行集团和安徽出版集团分别通过借壳上市组建了股份有限公司，但成立后的上海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目前的主营业务已经不再是发行，而是更为“赚钱”的平面媒体广告经营业务；而相对于出版主业，安徽出版集团更专注于集团层面的资本运作，侧重于出版“贸易”而非生产“自主品牌”。两家企业只是出版行业上市公司的代表，这样的“上市”行为在业内引起非议。
　　北京日知图书公司总经理李军认为，扎实的主业是出版上市公司赖以发展的基础，而安徽出版集团虽然通过上市扩大了知名度，并且低成本运作了很多项目，但恰恰在占有大多数读者的畅销书上做得不够扎实。在一些出版人眼中，“安徽出版集团好像赚了很多钱，但没出什么好书。”
　　上海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上海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哈九如对此也坦言，出版企业一批批上市，但买的都是非出版行业的东西，这是“有问题的”，不利于整个产业的长远发展；同时，出版业的上市公司都是按照传媒股的价值在评估的，如果搞其他的，评估价值一下就下来了。
　　“现在出版行业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上市融资之后，拿到钱应该投到哪里，上市公司今后应该怎么运作。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也很矛盾。因为一般来说，图书的利润很低，光靠图书的传统、常规增长，并不能满足上市公司的要求，所以必须要多元化的资金支撑，否则，单纯搞专业化在短期内压力就会很大。通过比较强势的多元化经营来保持专业化经营的顺利推进，在目前看来是最好的选择。”哈九如说。

    地区集团绝对控股违背股份制改造初衷

    在一些出版界人士和专家看来，出版企业“拿到钱买不到东西”的症结就在于，在现行管理制度下，仅靠“上市”无法突破产业分割的壁垒，无法实现产业生产要素在全国范围内的自由流通。
　　“首先，我们现在整个出版市场就不是市场化的，因此，出版企业即使股份化、上市，也不可能实现整个产业的重组和兼并。”
　　哈九如指出，一方面，从过去的事业单位改制到企业，再进行股份制改造、法人结构治理、最后上市，不管从组织架构还是经营理念等方面来看，每一步都是极其巨大的变化，必须经历一个过程，这也是任何一家企业的成长规律。但目前国内出版发行行业的“两头现象”非常突出。“一头是改革进度较慢的中西部地区单位、企业，有的还在进行事改企，有的还在进行股份制改造；另一头却有一批企业已经上市或者正在谋求上市。发展进度悬殊太大，整体来说还处于行政推动和割据之下，全国范围内的自由市场难以形成。”
　　另一方面，已经上市的出版企业在股份制改造方面很大程度上也牺牲了产业利益为地方利益服务，是“不完全”的改造。“目前很多出版企业在股份制改造的时候，都要求50%以上的绝对控股。这就是安徽出版集团等同行邀请我们合作，我们婉拒的原因。”哈九如对记者说。
　　他认为，强调某一个地区集团绝对控股，违背了股份制改造的初衷。“因为一个地区集团一股独大，其他的社会资本、其他地区的行业资本就算进入，也没有话语权和决策权，说到底，还是为本地区、集团的利益服务，会抑制社会资本、行业资本的积极性。由于整个行业的资源总量有限，这样的‘上市’企业越多，造成的后果就是养肥了地方割据势力，然后相互‘打架’。”
　　“事实上，文化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具体来说就是使产业水平得到大提升，包括资本、资源的‘运作水平’和‘人才水平’。不论事改企也好、股份制改造也好、上市也好，都是手段的不同。对于出版行业来说，上市并不是最终目标，而是通过企业上市，利用资本的力量，促进生产要素在全国范围内的流通，从而建立起一个市场基础上的良性产业组织结构。这才是整个产业升级壮大的最佳途径。”哈九如说。

    建议国家成立文化产权交易所

    这一点上，安徽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裁、安徽华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范恒森与哈九如意见一致，他们均明确表示，国家层面的政策缺失是造成出版企业“上市后”瓶颈的主要原因。“在出版产业的‘两头’发展中，跑得慢的企业可以沿着已经有的改革跑道慢慢追赶，但跑得快、已经上市的企业却已经跑出了政策跑道，前面没路了，而光靠各个企业本身，很多事情办不成。”哈九如说。
　　安徽出版集团总裁、时代出版传媒董事长王亚非在这一点上也感同身受：“在下一步合作共赢的机会中，国家政策和具体操作措施在改制单位来说还有很多不明朗的地方，虽然都是在向前推进，但还是有个过程。”
　　为此，出版界人士和专家建议，在现阶段，最急需做的，不是让一大批企业蜂拥上市，而是从国家层面尽快出台具体的、可操作的政策来引导行业整合、促进产业升级。
　　首先，应该在政府引导下，制定出一整套产业升级标准，把新内容增加进来。“以前单本书销售量、总印数、码洋等标准太单一，而新的产业升级标准，应该把社会评价、作品检测认证等包括进来，建立起行业标准的一个基准线，打通产业升级的通道。”
　　“考虑到出版企业发展步伐不一，政策不必一刀切，但是通过建立产业升级标准来鼓励引导发展快的企业进入到高层次发展很有必要。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建议已经上市的几家出版、发行企业可以组织一个上市公司协会，来探索行业发展。”哈九如说。
　　其次，必须从市场原则出发，由国家层面引导建立合理的股权结构。资本能够调动生产要素流通，但前提是一定要有合理的股权结构。只有当行业内若干家大企业都能互相自由进出，才能带动起一大批小股东，实现资本的跨行业、跨地区流动。“最好的股权结构应该是每个大股东所占股份不能超过30%，让市场来进行分配，让每个股东都拥有话语权，都能在决策制定中产生一定作用，这样才能加快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包括一些非上市股本也能够进入。”哈九如对记者说。
　　此外，由于文化产业具有特殊性，涉及到国家文化安全，因此，出版界人士和专家建议国家成立文化产权交易所，对想要投资文化产业领域的非上市公司、社会资本进行资格审定。这实质就是通过中介审定机构来设立门槛，建立行业准入机制。在这一点上，安徽新华发行集团通过“一次性报价”和“专家评审”相结合并经省委主管部门审批的战略投资者选定方法，是国内产权交易方式的创举，值得借鉴。

    柳斌杰表示：重构出版格局的五大任务

　　在日前结束的中国出版发展论坛上，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以《中国出版业的重构与展望》为主旨进行了演讲。他说，经过30年的改革发展，中国的出版业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但束缚出版业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依然存在，出版生产力还没有完全释放出来。我们的文化“软实力”与经济大国的地位很不相称，在国际上还不具备与国际同行抗衡的能力。重构出版新格局，已成为中国出版业科学发展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