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李畅工作照。 （本报资料照片）

    编者按：政府雇员是政府用高薪从社会上雇用的专门人才，不具有行政职务，不行使行政权力，不占用行政编制，服务于政府某项工作或某一政府工作部门。为弥补国际金融、信息技术、国际贸易、高新技术等领域高端人才的短缺，近年来，我国一些地方政府也采取了政府雇员制这一在国外已经比较成熟的聚才形式，以弥补人才的不足。
    政府雇员是怎么工作的，他们在受雇过程中经历了哪些酸甜苦辣，政府雇员这一“新生事物”能否在我国遍地开花？今天本版就为您讲述一个政府雇员的故事，以及方方面面对推行这一制度的看法。

    36岁的李畅是目前吉林省政府的三名政府雇员之一。两年半以前，从日本获得硕士学位回国不久的他，接过了当时的吉林省省长洪虎亲自签发的聘书，成为中国政府雇员制的最早一批试行者。特殊的身份、由省长基金支付的高出公务员五六倍的薪酬，一时让他备受瞩目。
    今年夏天，李畅的三年聘期就将届满，能否续聘对他来说还是未知数。

政府雇员带他步入敏感领地

    在成为政府雇员之前，李畅是吉林省教育厅的一名事业编制的工作人员。几乎与他受聘政府雇员同时，吉林省“化武办”(吉林省处理日本化学武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也宣告成立。他没有想到，自己因为“新鲜”而报名应聘政府雇员，却从此进入了一个敏感而带有危险性的领域。
    据了解，吉林省是当年侵华日军遗弃化学武器的重灾区，目前已发现的日遗化学武器占全国已发现总量的90%以上。省内不仅有规模达近百万枚毒弹和上百吨毒剂的集中埋藏地，还有一些日遗化武潜藏分布在城乡角落。李畅一到岗，立刻就被安排负责协调化武处理的具体事宜。
    李畅告诉记者，为了尽快适应新岗位，他前期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包括十几年积累的知识、生活储备和人脉关系。2004年6月1日正式上班，一周后李畅就被安排去日军化武埋藏地调研。地处吉林省敦化市的哈尔巴岭是日军化学武器的集中埋放地，据资料记载，当年侵华日军在撤离中国前，将数以几十万计的化学武器埋藏在这一地区。
    第一次去现场调研的情景李畅记得很清楚。哈尔巴岭的风景非常好，原始森林无边无际。但走着走着，道路前方突然出现了“军事禁区”、“化武的埋藏点”等字牌，没有路了，到处是沼泽地，深一脚、浅一脚的。李畅说：“那地方很特别，周围绿树环绕，但就有两个排球场那么大的地方寸草不生，和周围的景色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令人不寒而栗。”
    很快，李畅就开始全面参与日遗化武的处理工作。一些埋藏炸弹的地方在探测清楚后，要从事安全化作业和清理，这就需要他来协调政府部门、后勤供应和百姓的土地等方方面面的问题。

	沈阳和平区高薪聘政府雇员。 （本报资料照片）

“我对自己的工作有一种荣辱感和责任心”

    李畅说，以前他把处理化武这件事情想得很简单，但实际一接触才知道，事情要复杂得多。中日双方的想法存在差距，中方希望赶紧处理好化学武器遗留事件，不要让更多的老百姓受害，而日方却能拖就拖。他说，“我对自己的工作有一种荣辱感和责任心，以一名政府雇员的身份来参与并处理这些事情，在咱们国家是从来没有过的，因此我还格外有一种自豪感。”
    李畅工作的另外一部分就是帮助国内受害者协调一些经济补偿的问题，争取最大限度地解决一些受害人的经济困难。
    2004年7月23日，在哈尔巴岭附近的莲花泡林场，两名当地孩子下河洗澡时从河里挖出了炮弹，结果被炮弹里泄露的芥子气伤害。接到信息后，李畅和中日双方的专家在第一时间赶到了事发地。
    “专家一看就明白，确实是日本化武所伤的，孩子们身上的这些伤口永远都不可能好的，一直在溃烂，很恐怖。”李畅说，当时他就觉得自己有责任帮助这两个孩子，他们还都很小，人生的道路很漫长，却要因为60年前日本侵略者的恶行而受到一辈子的伤害。
    经过争取，两个孩子分别获得了15万元和16万元的赔偿。“这仅仅是个开始，后来我了解到，实际上，当地很多人都受到过化武的伤害，由于他们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也不懂得保留原始证据，因此很多人受了伤也就忍着，根本没有得到过赔偿。”李畅说。
    “在处理这些事件的过程中，我感觉中国老百姓对日本毒气弹危害的认识远远不够，这让我更有责任帮助他们。”李畅说。

“我不想让别人觉得我是在凑热闹”

    在时任省长洪虎的建议下设置的吉林省政府雇员，当时的“身价”比照机关公务员月平均工资的2倍至15倍设定了14个档次。李畅的薪资标准居中。而比他早半年受聘的省公安厅的两位政府雇员，年薪达到10万元。当时，李畅本人在教育厅的收入是每月1040元。
    高工资让朋友起哄，也让李畅感受到来自同事的异样眼光。李畅从一开始就表现得很谨慎。他很清楚，自己的工作不是仅靠个人能力就能实现的，要想工作顺利开展，并能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必须要得到领导、同事的帮助。“我时刻注意与大家沟通，多请教，多学习，搞好关系，争取得到大家的理解和支持。”很快，同事们就不再特别注意李畅与众不同的薪水了，三个月的试用期过后，经过民主投票和领导认可，李畅顺利地转正了。
    李畅说，在工作中他也有与领导意见相左的时候，但在与领导交流想法前，他首先要做的就是准备好大量准确的数据和资料，把它们提供给领导，作为决策的参考。如果一件事情领导们决定了，他就坚决执行，绝无异议。
    “我的工作原则就是领导决策不过夜，没有什么考虑的余地。”李畅说，“我这个工作，协调性要求非常强，我所要做的就是尽量干好，对得起自己这个身份，我不想别人觉得我是在凑热闹。”
    按照李畅的年龄和学历，和他情况类似的公务员应该已经能达到副处以上的级别。而李畅虽然拿着高出别人数倍的薪水，档案关系却归人才交流中心管理。即便是现在开始考公务员，也要从科员干起。
    谈及两年多来对政府雇员身份的感受时，这个爱说话的人突然语塞起来。沉思良久，他谨慎地用了“困惑”这个词来形容当前的心态。三年的工作期限很快就要到了，首先是对自己这个政府雇员身份的困惑。目前他是有医疗保险的，但是却没有社会保险。雇员的工作他不能干一辈子，政府说不用随时可以不用。“钱挣得多少现在对我来说并不是最主要的，我需要考虑的是，如果再干一届后离开，那时我再选择的话，应该怎么办？”
    “其实，当了一段时间的政府雇员，我对自己这一身份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它非常符合当今我国政府要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的趋势。但这种制度首先应该和用人制度改革结合起来，人事制度不改革，仅靠一点创新或尝试是不行的。”他说。
    如今，在忙于工作的同时，李畅也开始读博士学位，他说，这也是在为自己的将来做两手准备。

背景链接:欧美政府的雇员制

政府雇员不牵涉编制

    在西方，公务员制度已经比较完善，大体可分为政治任命官、文官和临时性合同雇员。临时性合同雇员，即政府雇员，是在行政民主化和“运用企业精神改造政府”的潮流下产生的。
    政府雇员一般不占用行政编制，不直接行使行政权力，按照雇用合同的约定享有权利，履行义务，在一段时间内服务于政府某项工作或某一部门。比如希腊为了成功举办2004年夏季奥运会，在公务员外雇用了大量临时人员。还有一些特殊职责部门，如欧盟各国的廉政审计署，在它成立时，由于公务员的贪污现象难以遏制，依靠一般政府部门和政府公务员已难以奏效，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职能部门里聘用了一些专职专责的特殊人才。

政府两成以上是雇员

    政府雇员的薪酬水平与市场完全接轨，即根据岗位的性质、责任和难易程度进行分类，因事设岗，因岗用人，并根据人才市场价格的实际情况确定薪酬水平。政府是雇主，工作人员是雇员，两方签订聘任协议。
    早在20世纪50年代，德国就第一个开始推行政府雇员制。到了上世纪80年代，欧美各国经过政府人员和开支过度膨胀、税收激增的教训后，陆续精简机构，以不同形式将政府某些部门私有化，转变为“小政府”。目前，欧美国家的政府雇员在政府工作人员中的比例通常占到20%至40%之间。
    有西方专家把政府雇员队伍说成是“政府与社会沟通的纽带”，因为这些人都是某领域的优秀人才，对原来所处的专业领域有着深入的了解，在进入政府工作的同时，他们也会把大量的社会信息带进政府决策中。
    以政府雇员制最成熟的德国为例，东西德统一后，联邦政府机关并未借机扩张职权或增加人员需求，反而推行“宁静革命”。公务员经过重新筛选、改组，仅1/3获得留任，一些职位由雇员代替。公务员、雇员一般的总体比例是6∶4，具体的比例因不同地方和不同的行政职能而异。除海关和警局，德国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均含公务员和雇员两部分，且公务员的比例正在逐步下降。
    近20年来，美国的政府雇员制出现了一个新特点：在政府工资单上的人员减少了，为政府工作的人却大大增加了。这是因为政府把以前政府雇员承担的部分工作以合同的形式外包给私营部门。以前通常是个人成为政府的雇员，现在越来越多的是一个私营机构集体成为政府的雇员。

政府雇员的利益受到保护

    大多数西方国家的政府雇员都不是政府直接雇用，而是通过一些代理机构帮助政府实施的。英国就有100多家代理机构雇用了公共服务系统近70%的雇员。
    为了解决政府雇员的后顾之忧，欧美各国设有专门的机构受理侵犯政府雇员权益的事宜，如政府雇员保护委员会、平等委员会等。许多国家还建立了政府雇员工会，充当其利益代言人，就权益问题与政府谈判。同时，政府雇员还享有保险、退休补贴、加薪等权利。对于那些“因政府需要”进入政府工作的临时雇员，原单位有接收的义务。此外，在公务员编制出现空缺时，政府雇员可自愿提出申请，经有关部门审查通过即可。（宗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