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计划拆解7个担保圈，目前已经成功拆解5个。”一个尚未大规模公布的信息，让潜行中的温州金融改革再度引发关注。
　　2014年6月，当地市金融办、经信委等政府机构牵头，组建金融风险处置办。参与的政府机构阵容“豪华”， 包括了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人行温州市本级的金融监管系统，以及温州市本级的地税、公安等部门共计抽调二三十名人员组成，下设综合协调组、银企协调组、司法协调组等工作小组。
　　“金融风险处置办由市政府直管，协调破解企业资金链、担保链问题。”一名参与其中的工作人员介绍，目前的直管官员是新任市委常委、副市长王毅。这名上任公示还不到半月的前央行官员，在首次公开调研活动上就着重针对当地的“两链”化解做了重点调研和计划性部署。
　　这种 “圈子挂钩市长”的处理模式，到底能否降服担保圈债务链条，目前显然还无法下定论。“现在讲起来比较简单，那个时候是没日没夜的讨论。细致到发个短信都非常有讲究。短信发出去之后，三四个人很快就回复了，大概有六家没有回。有三四个人就是不同意清偿方案。”
　　这种尝试也可能会被其他地区借鉴。基于此，温州金融办相关人士在9月9日回应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称，担保圈的拆解情况，目前不便对外公布，“还在推进中与突破中”。

　　政府介入手法和效应

　　一份当地金融监管部门的数据显示，目前温州全市重大风险担保圈有28个，涉及信贷金额507亿元。这个数据截至6月底，分别比2014年年初下降5个和111亿元。
　　“这是年初下达的任务，每个副市长挂钩一个担保圈。”当地一名金融监管机构官员介绍，几乎是每个圈子每月都有处置交流与探讨的例会，市领导是会议的组织者。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从多个渠道证实，从政府机构梳理出的不良担保圈，目前被确定为28个，牵涉金额500多亿元。
　　显然，数据显示，当地“两链”拆解任重而道远。
　　所谓“两链”，是当地对企业资金链和银行贷款担保链的简称，拆解主要针对担保链。由于温州区域金融不良处置被外界高密度关注，当地对此显得非常谨慎。21世纪经济报道此前曾对拆解事宜做过简单报道。但拆解成效与问题，当时未曾呈现。
　　冰冻数尺，非一日之寒。
　　“这是一个波段式的轮回过程。”浙江法院系统一名法官称，担保链危情，在全国范围内的蔓延，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由此，相关司法系统的一些会议中，温州担保链的处置，成了常规性议题。
　　担保圈，指多家企业通过相互担保或连环担保形成的信贷利益共同体，一度是银行针对企业资产不足而设置的信贷风险防控安全网和安全链条，在全国范围内普遍采用。
　　此前温州危机之初，很多企业深陷担保链泥潭中，不仅举债企业濒临死亡，也把一批为其担保的好企业“套死”。当地参与处置的部门代表们几年来逐渐总结出经验：把这些企业解套出来成为当务之急。
　　对于政府介入处置的效应，或许胡福林是最有深刻体验的。最初因资金链问题他跑到国外，接着政府介入处置，原本40多亿元的受案标的，现在基本在瓯海法院通过司法重整成功处置。
　　“政府介入与否，并非指有具体行动可以明显去决定（处置方向），但代表一种信心。”在当地，这种观点成了政企银多方人士的共识，并将这种给予信心的力量称为“正能量”。
　　“副市长担纲，其实也是市领导挂钩的意思。”浙江省政府一名一直参与温州金融处置项目申报对接的工作人员透露，温州危机爆发之初，企业主跑路，担保企业在银行抽贷、催贷中被拖死，社会一片恐慌。
　　在银行的建议下，当地政府向浙江省市政府报告，组成联合工作组，对陷入担保链的企业逐一分析，一厂一策，分别对待。21世纪经济报道了解到，对效益差、风险大的企业往往会启动破产程序。推动优质龙头企业，对担保企业进行收购、兼并与重组。
　　对重组中产生的股权结构变化、税费等问题，采取灵活、优惠的政策处理。对效益好前景好、只是短期周转不开的企业，政府部门出面与银行协调，给还款以宽限期，以时间换空间，企业出具承诺书，将贷款挂账停息。
　　最后，上述方案都未走通的企业，由省市政府发债或成立国有担保公司，减值收购其不良资产。

　　“五大担保圈”拆解样本

　　债务拆解像是一场救赎，每个细节都决定着成败。
　　根据当地知情人士透露，温州前述拆解显成效的五个重大风险担保圈，主要分布在当地代表性的传统行业，比如服装、眼镜、皮鞋、汽摩配等等。但当地对此并不愿意更多披露。
　　“企业目前还很脆弱，这种信息一旦披露，会给它们难得成活的资金链运转造成不良影响，甚至会导致死亡。”一名当地债务处置办成员称。而且，他们认为，这几个担保圈的处置目前还不成熟。等核心企业和担保链上企业稳定运转后，再将拆解经验对外系统性公布。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从多个渠道获悉，拆解成效显著的当地一家国内生产塑料薄膜的龙头企业，近年来因过度投资、异地建设厂房、企业整体搬迁以及经营管理不善等原因，发生巨额亏损导致资金链断裂，涉及14家在温银行机构贷款融资4.09亿元，涉及担保企业5家。
　　同时，该集团还为6家企业提供对外担保，涉及金额2.84亿元。最终，经过近5个月的合力帮扶，重组方案落地，让担保企业脱困。
　　“这实际上是一个并购、出让，到司法介入等多管齐下的处置模式。”一名参与协调的政府人士认为。实际上，前述塑料薄膜行业龙头企业的担保圈脱困，复制的基本也是眼镜大王胡福林信泰集团破产重整的模式。
　　进入司法程序环节，处置担保圈风险割离，目前温州主要处置方式就是司法重整。由瓯海区法院受理的浙江信泰集团等5家企业破产重整，是目前最公开、详细的案例，并被国内司法系统认定为民营企业实现脱困转型，提供市场化、法制化的成功模版。
　　具体的运作模式是，法院受理后，介入召开债权人会议和成立债权人委员会，最终经法院确认债权（含担保债权）等。
　　根据重整计划确定的债权受偿方案，重整后抵押担保债权、职工债权、税款债权的清偿比例。接着，企业重整管理人将向法院申请裁定批准重整方案，一旦裁定批准生效，浙江信泰集团等5家企业将正式进入重整执行阶段。
　　重整后，温州兴泰光学、瓯海梧田眼镜厂、温州美通达进出口公司将退出市场，予以注销。信泰光学的产业园及厂房将改建为温州最大的皮革鞋料市场。浙江信泰集团将组建温州海豚光学有限公司，实现从眼镜制造商到眼镜品牌营运商转型。
　　至于营运的市场是否通过自身偿还余留债务，参与重整的法官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风险是不能完全避免的，每个企业的生死均有周期性，这是无法保证的。”
　　这是处置模板的大纲，但各家债务和营运特性决定操作细节，具体不尽相同。在进入司法系统处置之前，担保圈的处置更像是一场自我救赎的博弈。
　　“瓯海有一家企业，当时欠七八家银行加起来大概是3700万的债务，民间借款十个人计1590万元。他说企业利润大约每年500万元，民间借款利率大概两分一年约300万利息，再加上银行的利息，500万利润刚好还利息。银行还贷后不是不贷就是缩贷，这样下去迟早会死。”浙江攀远律师事务所主任、温州律师协会金融专业委员会主任颜贻潘曾参与多场不良担保链参与处置。他代表企业方律师，披露了一个拆解过程中债务如何平衡的细节。“能否平衡，看似细微，实际与能否成功拆解关系密切。”
　　这实际也是一个各方出让利益的博弈过程，这从瓯海这家企业最后确定的处置方案可见一斑。
　　颜介绍，到最后，企业形成方案，七八家银行全部签三到五年借款合同，民间借贷利息全部停付，本金3年还清。
　　还本金的来源在哪里？第一他每年有500万的利润，第二外面欠他的钱有1400多万，全部委托律师催讨。于是，律师团根据计划介入了催讨之列。

　　金融机构仍有不同意见

　　然而，也有当地多名银行风险处置的参与人士对这种地方政府主要官员挂钩处置的模式，表示意见不一。
　　一名国有行高管称，官员表达的是地方政府意志，他们挂钩的担保圈核心企业往往是当地的行业龙头，成败直接影响到辖区区域经济。“这种债务处置的偏向性还是很明显的。”
　　令银行最无奈的是，企业主用“假死”替代了以前闻之色变的“跑路”。 最基本的“假死”手法，是将房产抵押物虚假过户给亲朋，企业主仅缴纳交易税便可“清清爽爽”。甚至，一些银行人士认为，政府参与处置的过程，也往往被企业所利用“讨债”的缓兵一环。
　　失败的例子也不少。
　　“现在，二审起诉（原案原告）对象中信银行，已经更改为信达资产管理公司了。但这次判决被纠缠在担保链上的企业官司输了，我们已经提起上诉。”浙江律师吴有水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介绍，他所代理的温州市乐清市辖区内的这家制造领域的企业，因为银行2600万元的贷款，而卷入“担保”圈中，从初始的政府协调，到通过司法途径拆解，已达一年多时间。
　　这是一个地方政府介入协调失败的担保圈例子。因为情况复杂，最终还是落入司法口，只能通过法院判决处置。是否如愿脱身，前途未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