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萨尔曼·可汗（Salman
Khan），是“可汗学院”的创办人和最初的教职人员。可汗学院旨在让全世界所有人都能随时随地享受世界一流的免费教育。之所以提笔撰写本书，是因为我相信现代的教学模式正处于千载难逢的变革之中。
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已无法满足人们变化的需求。被动的学习方法早已过时，现代社会要求我们在处理信息时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态度。传统的教育模式将学生根据年龄划分成不同年级，制定统一的课表，希望学生能在这种“一刀切”的课程中学到点什么。这种教育模式在一百年前是否是最佳的我们已无从考究，但如今我们可以确信，它已不再适应当今社会对教育的需求。与此同时，新技术的发展为教学提供了更加有效的方式，但也给教师和学生带来了困惑，甚至是担心。光鲜亮丽的新技术不仅没有成为理想的教学工具，反而成了橱窗里摆放的无用装饰。
从传统教育向新教育模式转变需要跨越一道鸿沟。在现代世界的各个角落，每天都有学生陷入这道鸿沟之中。瞬息万变的世界从未停止过革新的步伐；但如今，教育制度的改革却如冰川运动般缓步前行，稍有不慎还会误入歧途。日复一日，随着一堂堂课的结束，学校的课程体系愈发与学生的实际所需脱节。
教育改革言之易行之难。但不管怎样，它已成为人们茶余饭后谈论的热点。政客通过谈论教育改革来吸引群众的目光。而家长们更是对目前的教育之殇有着切身之感。他们既担心自己的孩子无法达到某种界定不清却又规范严苛的标准，又害怕孩子被同班同学超过，甚至担心世界另一端的学生比自己的孩子优秀。这一现象就像在争论宗教问题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坚持己见，却又拿不出足以让他人信服的证据。教育体系应该更严密还是更松散？现在的考试次数是太少了还是太多了？说到考试，我们如今的标准化考试到底是检测了学生们的长期学习效果，还是仅仅考察了学生应付考试的能力？我们的教育是激发了学生的主动性、理解能力和创造思维，还是在继续一场毫无意义的游戏？
我们成年人同样担心着类似的问题。当系统性的教育结束后，我们的学习能力会发生怎样的改变？我们又该如何训练自己的思维能力，以免思维变得懒惰和迟钝呢？我们离开学校后还能学习新知识吗？在哪里学？怎样学呢？
这些有关教育的探讨都是积极健康的，思潮激荡、辩论交锋无疑奠定了教育在我们这个普遍联系且充满竞争的世界中的重要地位。问题是这些关注和探讨并没有转化成促进教育改革进步的实际行动。如果说有什么行动的话，也只是自上而下的政府政策，这些政策可能有害而无益。
获得卓越的教育成果并不是不可能的事情。许多优秀的教师和学校证明了这一点，但他们的成功很难被复制或形成规模。尽管人们在教育上投入无数金钱和精力，但这一领域并没有得到太多进展和显著改善。甚至有人开始怀疑，现行的教育体系到底能否有所改进。
更令人担心的是，没有看清问题本质的大有人在。实际上，教育的目的无关升学率与考试分数，教育的真谛在于帮助人们收获人生的果实；教育的责任在于挖掘人的潜力；教育的使命在于提升人的尊严。
媒体经常引用这样一个数据：美国高中生的科学和数学成绩在全世界排名第二十三位。在美国人看来，这一排名无疑令人沮丧，但实际上，用它来判断一个国家的整体实力未免太过狭隘。在我看来，尽管美国的教学体制存在种种不足，但至少从短期来看，美国仍会在科技方面保持领先地位。那些有关排名的言论无疑太过危言耸听，我们大可不必理会，美国并不会因爱沙尼亚的学生更擅长数学中的因式分解就失去其优势地位。美国文化的其他重要组成部分——创造力、企业家精神、乐观主义以及资本实力——让美国成了全世界最适合创新的沃土。这也吸引着世界各地的聪明孩子来到美国，获得绿卡并留下来工作。从全球性的更具前瞻性的视角出发，国家排名实际上也没有丝毫意义。
但如果我们不敲响警钟，骄傲自满的情绪就会让我们陷入无法自拔的挫败境地。但美国人的企业家精神和发明创造的能力可不是与生俱来的，如果我们停止输送受过良好教育的创新人才，美国的领先地位就会受到威胁。虽然美国不断地为创新提供源动力，但又有谁能从中受益呢？是否只有一小部分美国学生获得了足够的教育能够应用于实践，而迫使美国企业不得不从国外大量引进高智商人才？是否有越来越多的美国年轻人会因缺乏工作技能而失业？
世界各地的年轻人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由于缺乏足够的技能或机会，他们无法为国家的经济增长做出贡献，他们的潜力是否就因此被埋没甚至被引导至错误的方向呢？发展中国家的民主进程是否会因教育的缺陷和制度的腐败而走向衰亡呢？
这些问题涉及到实践和道德层面。我相信，全球教育与我们每个人的利益都息息相关。谁能料想天才会潜藏在哪里？也许在非洲的一个小村落中，有一个小女孩在未来会发现治愈癌症的方法。或许在新几内亚岛上，某个渔夫的儿子对海洋的健康状况有着深入的见解。对于这样的天分和潜能，我们怎能就此浪费掉呢？如今，拥有先进技术和教育资源的我们怎能不为这些孩子提供世界顶级的教育呢？而我们所要做的，只不过是怀揣梦想，鼓足勇气、大胆行动，让这一愿景成为现实。
然而，人们并没有付出实践，只是继续空谈教育领域微不足道的变化。由于缺乏想象力，或是害怕破坏现状，关于教育改革的对话往往浅尝则止，大众关心的不是我们现存教育制度的弊病，而是那些让我们熟知却被予以过度重视的标准，比如考试成绩和毕业率。当然，我并不是说这些标准不重要。只不过教育的重点是，一代又一代人能否具有足够的能力，具备生产的技能，以满足发展的需要；一代又一代人能否充分发挥潜力，为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做出贡献。
既然我们提到了这个问题，我们不妨重新审视一下教育的几个基本问题。人们是怎样学习的？在数字化的今天，所谓的标准化课堂教学法——即在学校的课堂中听讲，回家后独立完成家庭作业——是否适应当今的需求？为什么学生在考试后就会忘记他们本该牢记的知识？为什么走向社会的成年人感到在学校学习的知识与社会实践存在严重脱节？这些就是我们应该思考的种种问题。然而，即便是提出了这些问题，我们也仍要记住，哀叹教育的现状和付诸实践进行改革远不是一回事。
2004年,由于一次偶然的机会（这一点我会在后文中予以详述），我开始对一些看似可行的教学方法进行试验。试验证明，在很大程度上，很多教学方法都是行之有效的，换句话说，得益于新技术的发展和普及，这些可行的方法表明，现存教育制度的改革是可能的。
在种种不同的教学方法试验中，有一种方法大获成功，那就是我在视频网站YouTube网站上发布的基础数学教育视频。当时我并不知道怎样以最佳方式呈现视频，也不知道这种方式能否获得成功，更不知道是否有人会看我发布的视频。在进行试验的过程中，我采用的方法是试错法（没错，采用这种方法，是可以犯错的）；另外，当时作为对冲基金分析师的我白天还要应付高要求的工作，时间极为有限。不过，就在短短的几年后，我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虚拟教育这份事业才是我的激情和内心的归属所在。于是，在2009年，我辞掉了分析师的工作，并全身心地投入虚拟教育这个行业，正是这个开始成就了今天的可汗学院。
可汗学院这个名字看上去会让人觉得学院的规模很大，然而一开始，学校的资源可谓极为缺乏。整个学校只有一台电脑，一个价值20美元的屏幕录像软件和一块花了80美元购置的手写平板。对于那些图形和等式，我都是借助微软的一款免费画图工具完成的，而且经常画得歪歪扭扭。除了视频，我还以每月50美元的价格租了一个网络主机，在这个虚拟的主机上我尝试运行着一些收集来的测试软件。学校的教职员工、工程师团队、后台支持人员以及管理人员只有一个人，而那个人就是我。学校运转的预算大部分来自我的存款。每天，我大部分的时间都穿着一件6美元的T恤衫，随意换着几条运动裤，对着电脑显示器讲话，天马行空地展望着这项事业的未来。
我的梦想并不是做一个点击率很高的网站，更不愿意看着自己倾注了无数心血的事业最终变成教育争论中昙花一现的失败案例。或许是我心存妄想，但我的梦想是创建一个持久的、具有改革推动效力的学院，这个学院是为世界服务的，我希望它能持续几百年，敦促我们从根本上重新思考可行的教育模式。
在我看来，现在是重新审视教育制度的绝佳时机。在历史长河中，新的教育机构和教育模式都是在转折时期应运而生的。比如，美国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就是在北美殖民开始不久后成立的，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以及各州州立大学系统则是美国工业革命和美国领土扩张背景下诞生的。如今，我们仍正处于一个历史转折点的早期阶段，在我看来，这一转折阶段在历史上具有最为重要的意义，它就是信息革命。在这场革命中，世界变化之快让创新思维和分析思维不再是可有可无的技能，它们已不再是只有社会精英才具备的优势，而是我们每个人不可或缺的生存技能。过去那种只有一部分人能够接受教育的情况必须得到改变。基于这些想法，我为自己确定了一个颇有野心的使命，借助当今现有的、但尚未被充分利用的技术手段完成这一使命。我的使命宣言就是：让全世界所有人都能随时随地享受世界一流的免费教育。
我的教育理念很直接，它源自我个人的愿望。我希望用我认为理想的教育方式教别人。也就是说，我想在教育过程中传递学习的快乐，并让学生在了解宇宙万物时感到兴奋。在教授数学和自然科学的过程中，我不仅想让学生掌握这两门学科的逻辑思维，更想让他们体会到数学和自然科学的魅力。除此以外，无论是刚开始求学生涯的孩童，还是结束学业后想温故知新的成年人；无论是在书山学海中奋力拼搏的学生，还是想要努力训练保持睿智的老人，我希望他们都能从我的教育方式中获得同样程度的帮助，取得同样满意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