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部长篇系列小说“《三体》三部曲”（《三体》、《黑暗森林》、《死神永生》）出版至今，刘慈欣对很多热爱他的作品的人而言，是“神一样的存在”。这是一套被视为“中国科幻文学里程碑”式的作品，一时间在中国的科幻迷中风头无二。对于这部作品的讨论也开始进入学院派的范畴，诚如他的出版商、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科幻文学杂志《科幻世界》的主编姚海军所言：“《三体》体现了前沿的想象力，让读者看到中国人在想象世界里到底还能走多远。”
　　刘慈欣在 31 岁的时候结婚，妻子和他一样，为同一家企业工作，也是工程师。他们有一个女儿，现在已经读中学。他们生活的地方并不是我们在一般意义上所了解的城市，而是一个在中国并不少见的围绕着大型企业建设起来的相对封闭的小区，生活机能相当完整，有学校、医院、购物中心，也有休闲场所。那个地方位于中国北方的矿区城市阳泉附近。阳泉有近千年的历史，以丰富的矿产闻名，尤其盛产煤，地理上并不通达，距离山西省省会太原还有一个多小时的铁路车程。而刘慈欣工作的企业小区离阳泉还有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在一个叫“娘子关”的风景区。在他口中这个“很偏僻”的所在，他还有一个叫李彦宏的中学校友，后来因为创办“百度”而著名。
　　刘慈欣说，身为发电厂的工程师，最重要的职责是必须坚守岗位，如此，出现问题才能及时解决，一旦玩忽职守，后果会非常严重；然而这个工作一年当中真正繁忙的时间只有三四个月，剩下的时间，“你只要待在办公室里，看书，写作，不影响日常工作就行”。就是在这种忽紧忽慢的作息时间表里，刘慈欣完成了大多数的作品，包括为他赢得极大成功、荣耀与财富的“《三体》三部曲”。
　　刘慈欣现在仍然是一名工程师，过着看起来拘谨而且刻板的生活，他的生活方式也没什么变化。他说，每天仍然保持着至少四个小时的阅读时间，白天看英文，晚上看中文。因为白天看英文书籍要借助网络，一则是英文的图书在那里不容易买到，另外借助网络方便查单词。他还坚持每天跑 8-10 公里的运动量， 因为他相信自己有生之年是一定可以去太空旅游的，但“现在太空旅游的价格太贵了，去一趟要 2000 万美元”，必须依靠锻炼保持身体健康，这样才等得到费用降到他能承受的那一天。
　　在为太空旅行蓄力的日子里，他像大部分中国家庭中的丈夫一样，做饭，做家务，送孩子上学，照顾家庭。他也抽烟喝酒，但并不是那种应酬式的。“烟抽得不多，三四天才一盒”，而喝酒是因为写作思考的关系，会焦虑，“不喝睡不着”。
　　他的妻子知道他在写科幻小说，但只是通过家庭成员简报式的了解，并不会和他有关于“作品内容的交流”。其他家庭成员对于他写作的了解也是寥寥。早在 1989 年时，他已经写过一本名为《超新星纪元》的小说，但是他的父亲直到 1992 年过世，仍不知道儿子的创作才华。而他的母亲至今也不清楚儿子是在中国科幻文学界呼风唤雨的人物。
　　不仅是因为身处偏僻的城市，刘慈欣主观上对于跟同行的交往也不感冒，很少与科幻圈子里那些“封闭的小团体”有互动。“抬头低头就那几个人，代表不了广大的世界面貌”，当然，关键还是“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他没有微博，也没有微信，觉得这些“碎片化的信息太消磨时间”。他和外界最多的交往是基于对作品出版的交流。
　　“我没有汽车，在家确实也不需要；要是出门，距离都在 500 公里以上，汽车也派不上用场；还要考驾照，真没有那个时间。”现在刘慈欣觉得时间越来越不够用，以前每天很规律地看一部电影的习惯也停掉了；曾经很迷恋的电脑游戏也不玩了。这或许是一个刘慈欣自己也不感兴趣的“刘慈欣”。
　　刘慈欣会感兴趣的那个“刘慈欣”，可能要从童年翻开凡尔纳的《地心游记》开始说起。
　　1963 年出生的他，和那个时代所有的孩子一样，在一种看似自由但也危险的环境里大喇喇地成长着。这个自称中国“最早一批科幻迷”的人，在中学时就开始发力，不停地投稿，也不停被退稿，有时候退稿也没有，石沉大海，但他仍然乐此不疲。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政治环境，竟然也影响到当时非常小众的科幻文学。“有段时间，科幻几乎从我的生活里被淡忘了”，他找到了新的兴趣点—电脑游戏。他对自己的“与时俱进”有非常合理的解释：“我不像有些人，写了是给自己看的，我写了肯定是给别人看的，不能发表，我写它干吗”，甚至“科幻是我的爱好，没有了就没有了，并不是特别难受的事情，生活还有别的内容”。然而，这番话又不可全信，他在 1989 年写作的《超新星纪元》就试图向主流文学靠拢，目的自然是希望能获得发表。
　　这就是刘慈欣，也是刘慈欣们，以理性的名义，甘于被现实驯服。幻想的时空也不能凌驾于现实之外，宇宙是他们无法到达的彼岸，也是最后的边疆。
　　刘慈欣本不是为科幻而生，但是当他发现科幻这条路径时，就从不间断地在改造自己的基因。从这个意义上说，刘慈欣或许并不认识“刘慈欣”。可能终有一日，刘慈欣可以揭开“刘慈欣”的谜底，那应该也是一个谜。
　　
　　“科幻就是逃避沉闷生活的一条道路”
　　
　　我们熟悉的工程师的形象有以下几点：他们的外表和衣着都很干净、整齐，甚至可以说是大方得体，显露出他们曾受过良好的教育，但也看得出，他们并不会花更多的时间和金钱在这些方面；他们跟人交谈时很有礼貌，也很注意条理，但是并不会因为谈话对象的不同而放弃理性。他们通常都会有一些技术特长，也很受人欢迎，但不会为了受欢迎而刻意去迎合他人。
　　刘慈欣就是这样，他像很多中国北方男人那样爽朗、健谈、风趣，他的表达一气呵成，似乎并不太观照听众。我们谈话中他只有一次留意到了我的反应，然后很严肃地反问：“你觉得这很可笑吗？”
　　理性是这类人最重要的生活逻辑，刘慈欣也是。
　　然而，“写作科幻，就像生活在两个平行世界，一方面是科幻的世界，一方面是现实的世界，这两个世界完全不交叉”。所以，刘慈欣经常是矛盾的，至少在表达上。
　　他会在前一分钟认为自己写作科幻是逃避沉闷生活的一条道路，但在后一分钟又觉得自己在现实生活中“如鱼得水”，为什么要借写作来逃避！他一方面认可自己有着乐观进取的天性，甚至会采取进攻的态度对待某些问题，但是他身边的人—同事、朋友、出版商—几乎都会用一个词来形容他，“温和”。
　　可是，对一个始终将内心投射在两个时常处于二律悖反的世界的人来说，这样的误差应该是被允许的。
　　
　　B=《外滩画报 》
　　L=刘慈欣
　　
　　没有不请自来的灵感

　　B：《三体》让你达到创作的巅峰状态，可以这么说吗？那么，你还能再创造一个高峰吗？
　　L：我不知道。只有作品发表出来，和读者面对面，我才能知道大众的反应。我自己觉得还是有希望再创造出一个高峰的，但那也只能是一个希望而已。
　　B：你对很多科幻迷来说，是个“神一样的存在”，你的“神一样”的灵感是怎么来的？
　　L：你可能想象不到，其实灵感的产生极其困难，别看《三体》一个创意接着一个创意。我没有那种不请自来的灵感。灵感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沉重的历程，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来。
　　B：你说的“极其困难”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L：能想到就想到，想不到就想不到。从《三体》系列的第三部出版到现在为止，我想不出一个让我满意的创意来，想不出一个能让我兴奋起来的构思。我每天用大量的时间去想这些，包括我刚才从成都回来，坐飞机也在想，没有任何让自己兴奋起来的想法……
　　B：所以，创作有时对你来说是很痛苦的。
　　L：不是有时候，而是大部分时候。科幻创作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有天你真正得到灵感，那种幸福感是无法比拟的，但是那种时候十分的少。《三体》出来之前，我确实觉得这个灵感能够产生一个震撼人心的故事，而且是以前没有过的，那个时候最兴奋了，之后就都是力气活了。写出来以后，书卖得很好，评论也很好，我很开心，但这种快乐跟收获灵感的快乐不是一个档次。这种感觉很难形容。但灵感这东西就是这样，或许明天一觉醒来就有了，或许到死也不会有，这完全可能。
　　B：那你会焦虑吗？
　　L：会，会睡不着觉。
　　
　　科幻创作应该遵循“铜钱”的原则

　　B：你会在意别人对你的评价吗？
　　L：在意，当然。
　　B：赞美的先不说了，批评的呢，你怎么看待？
　　L：批评的，要是对的，就会吸取；要是不对，就不理。但是对别人的评论，我有这么一个原则：我由一个科幻迷变成一个科幻作家，科幻在我的心里有一个核心理念。就像有人会问我，科幻创作应该遵循一个什么样的原则，我说遵循“铜钱”的原则，不是说我掉到钱眼里了，铜钱外圆内方，外圆的意思是说我们的表现手法应该多种多样，灵活多变，适合读者不同的欣赏取向；内方就是我们对科幻应该有一个核心的理念，这个理念是一个底线，不能突破，它也是一种文学体裁存在的依据。
　　B：你理解的科幻的核心理念是什么？
　　L：在科学的基础上，展开想象力。科学是科幻的灵魂。这不是每个人都承认的理念，很多作品也并不遵循这种理念，但我自己的创作和我喜欢的作品都是遵循这种理念的。
　　B：那你认为科幻的写作应该至少循着科学发展的路径吗？
　　L：科幻文学发展到现在，也很丰富多彩。《安德的游戏》的作者卡德就说过，现在包括科幻在内的各种类型的文学都被评论家们造了好多个笼子，他认为你属于哪种类型的文学，就把你关到相应的笼子里，科幻的笼子也关了一大帮人。关进去后，评论家们就不管了，就算你是科幻了。所以，现在科幻文学之间的差别是相当大的，各种各样的都有。

　　《安德的游戏》的作者卡德说过，现在包括科幻在内的各种类型的文学都被评论家们造了好多个笼子
　　
　　B：有人评论你的科幻写作，说是“刘慈欣一个人单枪匹马把中国科幻拉到世界的高度”，你自己怎么看？你觉得你和其他用中文写作的科幻小说的作家们之间的距离有这么大吗？
　　L：看从哪方面说。要是从影响力上来说，绝对有距离，这个大家都看得到。《三体》出来以后，我们都期望它能带动科幻创作的发展，但《三体》最后一部出版到现在已经三年了，一部影响力超过它的长篇都还没有出现，所以这个差距—我不用谦虚—的确很大，不是一星半点。
　　但要从作品的质量上来说，这个差距就没有那么大了。我个人觉得现在很多作家的写作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至于这些作品的影响力为什么没有《三体》大，原因很多，比如读者的欣赏取向，出版商的宣传力度，更主要的是机遇，就像互联网上有很多莫名其妙的词一下子就流行开了，有时候文学作品也是一样，它可能赶上一个神秘的机遇，自然而然就有一个正反馈的效应在那里，变得影响力很大，这一点我还是很清醒的。至于说到世界级的高度，中国科幻作品的整体水平其实是比较低的，它的发展的成熟度和美国科幻文学发展的成熟度相差很大，鸡窝里飞不出金凤凰，最多飞出比较优秀的鸡。
　　总的来说，我把这种评论看成是一种鼓励，但不能当真。
　　B：那你怎么看在科学技术上我们和西方的差距，或者具体说在创意上？
　　L：我们只能和我们后面所能达成的进步相比，没有办法和技术巨人相比。三次工业革命，他们都抓在手里，但我们一次也没有抓住，现在那帮公知，什么都要和别人比，然后再贬低自己，那样很让人厌恶，也是一种很蠢的思想。就像我们每一个人，先要战胜自己，然后再去战胜别人，别人有别人的条件，我们有我们的条件，我们在不断进步就行了。我们的基础就摆在这里，我们有沉重的负担，刚刚脱离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从科幻的角度看，中国的未来是很神奇的，充满了不确定性，充满了希望和挑战。但在西方的主流文明中，这种神奇基本上都已经消失了。
　　
　　上帝很可能是个糟糕的工程师

　　B：那你会认为宗教跟科学是并行不悖的吗？写作中，你会需要借助信仰的力量吗？
　　L：所有的宗教本质上都是无神论。人们总是说科学最后会走向宗教，其实正相反，所有的宗教都会走向无神论，举个例子，比如说整个宇宙有造物主，有创造者，在科幻中描写他怎么创造宇宙，无非他在实验室里，启动宇宙大爆炸，不也就是个工程师，或者是科学家嘛，不过是尺度大一些而已。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们的上层真有个宇宙的创造者的话，那从创造者的角度看，神并不存在，因为世界原本就是由他自己一手创造的。以此类推，我对宗教就是这么看的，所以我无法把宗教当作信仰，即便上帝真的存在，我也不会抱着虔诚和敬畏去信仰，因为很可能他是个糟糕的工程师。宗教中设想的创世现在还没有办法证伪，有很多迹象表明，宇宙中的很多参数是被精确调制过的，否则生命没有办法出现。假如真有个宇宙创造者的话，他也在科学的范畴之内，不会跑到科学的范畴之外。他创造宇宙的规律是基于他的那个层次，就像我们创造细菌一样。
　　B：这样的话，如何解释科幻中的宗教情感呢？
　　L：按照我们国内的主流观点，宗教和科学是势不两立的。宗教和科学有对立的一面，但是宗教和科学有某种共同的渊源，像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中对上帝的敬畏感，也是催生出现代科学的一个原因，把这种敬畏感转移到宇宙上来，会使人们迫切要了解上帝的行为和意志，这就有了探讨宇宙秘密的精神力量，宗教和科学有这样一种复杂的关系。科幻作为科学在文学中的一种表现形式，那么它和宗教也有这样的关系，事实上，宗教感情在科幻小说中常常出现，这中间有对宗教的质疑，还有对宗教感情的直接表现，像 A.C.克拉克最著名的作品叫《星》，很短，几千字，那就是宗教感情在科幻中的杰作。另外，电影《2001 太空漫游》与其说是一部科幻片，不如说是一部宗教片，它对宗教感情表现得很到位，在科幻电影中的地位近乎圣经，所以科幻和宗教并不矛盾。我没有宗教信仰，但是并不代表我没有宗教感情，我之前讲到的我对光年的敬畏，就跟基督徒对上帝的敬畏一样，唯一的区别在于我不会对着那个东西祈祷，我知道它是没有意识的。我不认为宇宙是有意识的，但同样有着对这种巨大存在的敬畏，这就是宗教感情。

　　在刘慈欣眼中，电影《2001 太空漫游》与其说是一部科幻片，不如说是一部宗教片，它对宗教感情表现得很到位，在科幻电影中的地位近乎圣经，所以科幻和宗教并不矛盾
　　
　　B：但你没有过那种悲悯吗—在科学的进程中，人总是有无力的时候？
　　L：我有过无能为力的时候，使我产生悲悯的原因，都能一条一条列出来，让我摆脱这种状态的途径我也知道在哪儿，做得到做不到就不一定了。但这和上帝没关系。我不需要借助理性之外的东西。比如我说父亲六十五岁就去世了，食道癌，当时已经全身扩散了，这是我悲悯的时候，没有办法，但我会接受这个事实。我也会陷入抑郁的困境，但我也会清楚没谁能救得了我。
　　B：你这么坚定的理性，会使你小说里始终有的一种天真劲儿吗？
　　L：理性不是天真，找精神慰藉才是。
　　
　　生活肯定沉闷，但是科幻不沉闷

　　B：你对自己的成长过程中有什么记忆是特别难忘的吗？
　　L：那时矿上的社会秩序不是太好，不可能有没打过架的男孩。我还造过火药枪、刀，能伤人的那种。那个时候孩子的生活比现在危险，危险这种记忆是不会轻易被忘记的。我很少怀旧，没有感觉，好像讲别人的故事一样。有时候我问自己，我真的上过中学，上过大学吗，当时什么感觉呢。唯一想起来的时候，是送我女儿进她那个初中的教室，很奇怪的感觉，我真的和她一样，经历过这些吗？从文学上来说，我是个很迟钝的人。
　　我没有什么和别人不一样的，我走的道路是中国人走过的最普通的一条路，小学，中学，大学，然后到厂矿工作。厂矿企业是中国最基层的企业，能呈现出最多人的生活状态。不要把眼睛盯到北上广这些大城市，这些地方人是不少，但也只占中国人口的一小部分，真正大多数的中国人是像我这样生活的。现在说起来，好像中国人都是白领，每天起早摸黑，朝九晚五那么累，不是，大部分中国人的状态还是在这种二、三线城市，过着很平凡的生活。说不上节奏有多快，也说不上有多慢，只是不像北上广那么现代化。
　　B：这种平凡的生活，你也没觉得沉闷吗？
　　L：生活肯定沉闷，但是科幻不沉闷。就像你刚才问我，十几年写科幻是怎么坚持的，其实你问反了，写科幻不需要坚持，不写才需要坚持。它就是逃避沉闷生活的一条道路。各人都有自己的逃避方式，有的人是看球，有的人是钓鱼，像我们那里最普遍的还有没日没夜打麻将。而且，我对儿女情长不感兴趣，我只对那种人在极端状态下的反应感兴趣。每个人都失控了，但是总要结束的。
　　科幻有个特点，这也是和主流文学最大的区别：很少把自己代入。有人问我写的小说里面，哪一本以自己为原型？一个都没有，后来又有人问，你写的这些女主人公里面，哪一个是你喜欢的类型？同样，一个也没有。他们都是工具，讲故事的工具，我真正的感情代入很少。因为类型文学，不光是科幻，它需要的是和读者能产生共鸣的一个故事，而不是自我表达或自我宣泄。这和主流文学不一样，作为大众文学的科幻，你得赢得大家的共鸣，如果你把自己代入太深，那是不行的。每个人都不一样，你要考虑大家的感受，不能光表达自己的感受。

　　“我个人觉得现在很多作家的写作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至于这些作品的影响力为什么没有《三体》大，原因很多，比如读者的欣赏取向，出版商的宣传力度，更主要的是机遇”
　　
　　B：你怎么看待死亡，这是一个科幻不能不触及的命题？
　　L：我是个百分之百的无神论者，死了之后什么也没有了，所以我特别珍惜活着。我从不指望死了还能有什么东西。我跟你说这么一件事，中国有个科幻作家叫童恩正，就是《珊瑚岛上的死光》的作者，他在美国得了癌症，弥留之际跟人说，这辈子最后悔的是没有宗教信仰，死亡对他来说是一片黑暗。人家就跟他说，那你现在信了不就好了，他说不可能了。就是这样，不是你想信就能信的。我和他的区别就是我没有任何遗憾。我对死后的世界没有任何期待，我期待的是尽可能活得长一点。
　　
　　因能力不足而无法驾驭人物
　　B：有的评论说你的小说当中的人物，似乎是没有性别的，你怎么看？
　　L：这就是我说的文学能力不足，文学素养不够。我当然想把女人写得有女人味，最讨厌那种女汉子了，我也十分讨厌那种中性的人，男人就该像男人，女人就该像女人，但是小说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没办法。
　　B：什么叫没办法了，你无法驾驭你的人物吗？
　　L：是，无法驾驭，能力不足，我坦率承认。从文学方面来讲，我不是一个专业的作家。还有个客观的原因，也不是推脱，科幻长篇有个背景交代的问题，它和主流文学不一样，主流文学中，写个农场，说农场这两个字就行了，脑子里马上就有个形象，但是科幻小说里面有个世界的设定，得把这个世界介绍清楚，往往这个就占了小说篇幅的一半。另一半，要把人物写出性格来，男人像男人，女人像女人，是需要大量细节的，但是长篇小说也不是你想写多长就写多长，出版商有限制。像《三体》的第三部，男女主人公在大学里的爱情故事，删掉了四万字，表现的细节没有了，这一下子可不就是男不像男，女不像女了嘛。当然，主要的原因还是能力不足。
　　B：那你接下来的创作会有意识去突破这个瓶颈吗？
　　L：创作上我看准了一点，要扬长不要避短，短是避不了的。而创作上的短处发挥到极致，那就是长处。你说我不了解人吗，我生活在基层，什么人没有见过。虽然发电厂比较偏僻，但是我每年在大都市的时间也超过三四个月，也常出国，但是，人我就是写不出来。
　　B：你会尝试去写一部完全不科幻的作品吗？
　　L：一般不会，我的长处就在科幻，别的方面我并不擅长，我也写过童话，也没发表，送给一个朋友了。不算是尝试，只因为欠朋友一个人情。你知道，一个科幻构思是不容易的，我绝对不会随便把它写成个短篇拿出去，但是童话没关系，不浪费任何构思，这是主要原因，朋友当时也是想让我给他写个科幻，但说实在我舍不得。除此之外，我没有写过任何其他体裁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