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两周，很多中国富豪陆续收到一份神秘的邀请信，这封来自沃伦·巴菲特和比尔·盖茨的私人信件，邀请中国的富豪参加一个私人聚会。 收到这封信的SOHO中国CEO张欣，很快在自己的微博上公布了这个“荣耀”，而有些富豪选择了拒绝这个“令人担忧”的邀请。
　　邀请信大致内容：我们邀请你们参加一个会谈，讨论巴菲特与比尔·盖茨的慈善理念、做法和在美国的经验，希望与在中国的慈善事业的人进行交流……

　　来信

　　邀约给那些中国富豪们带来的压力远大于荣耀和喜悦。
　　盖茨基金最近陆续接到来自这些嘉宾的询问电话。他发现，虽然邀请信中特别提到了两个承诺——一个是不会要求承诺捐款，不会有任何压力；第二是保证这是私人聚会，不会有媒体参与报道。
　　那些受到邀请的中国富豪还是有人打电话给盖茨基金在北京的代表处，确认“真的不会在会上要求任何捐款承诺”后才答应“愿意来。”
　　原因很简单，此前三个月，晚宴的主人盖茨和巴菲特向美国的世界级富豪发出了 “慈善捐赠誓言”的倡议，40位富豪随后承诺在去世后将自己至少一半的财富捐赠出来，其中两个人甚至更改了遗嘱。在此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巴菲特亲口宣布，自己将和盖茨一起到中国和印度“推广”这个捐赠誓言。
　　“我猜想很多人都对是否要捐钱的问题感到担心。”叶雷说，“事实上，那个(慈善)承诺只在美国进行。”
　　盖茨和巴菲特在中国的这次 “慈善聚会”缘起去年11月盖茨的一次私人访华。
　　叶雷回忆说，在盖茨访华前一周，他接到比尔·盖茨的电话，要求他为自己在中国安排 “与几个做慈善比较领先的人见面”。
　　会面最后在凯宾斯基进行，在座的包括“中国首善”陈光标和其他几位中国富豪。“在听了几位中国富豪的介绍后，盖茨就表示希望和中国有能力做慈善的人做一些‘交流’。”叶雷说，当时盖茨决定和巴菲特一起在中国做一个大型的活动。“原来活动暂定在今年3月，后来因为两人的行程冲突，才延期到今年9月。”
　　邀请中国富豪“放心”参加聚会，还不是叶雷和盖茨基金会中国项目的同事们遇到的唯一难题。
　　早在两个月前，比尔·盖茨向他的基金会表示，在中国的活动他们希望采用和美国举办的慈善聚会不同的形式，用“一网打尽”的办法，争取“在相对短的时间里，见尽可能多的人”。

　　核心小团伙

　　这似乎不是一个艰难的任务。
　　2010年 《福布斯》全球富豪排行榜，中国大陆有64人上榜，居美国之后排名第二。同年4月，《2010胡润财富报告》显示，中国内地资产超过千万的富豪达到87.5万位，其中资产超过亿元的富豪为5.5万位，资产超过十亿元的有1900位，超过百亿元的有140位。
　　从这100多位候选人中挑选出一些人来应该并不困难。但问题并不像盖茨基金会在西雅图总部的慈善聚会项目组和叶雷期望的那么简单。
　　根据盖茨的要求，他希望会面更多的是“对话”，与中国富有的人和已经有慈善基金的富人交流有关慈善的理念。更希望听到中国除了拿出钱外，还有哪些方面能做些工作，比如为有关组织做一些能力建设，或建立一些合理的监管或支持制度。
　　也就是说，在这个大约4小时的聚会上，盖茨希望最大限度地听到有关中国慈善产业的情况和经验。甚至希望，在中国建立一个与慈善有关的“智囊团”和 “工作组”，“结交一些朋友，以后做深入的讨论。”
　　实际情况是，在中国，有些财富排名靠前的富人几乎没有做过慈善，有些“巨富”并不在排行榜上，有些做过慈善的富人排名也不靠前。
　　按照财富排名进行邀请的方式很快被放弃了。
　　“我们争论了很久。”叶雷说，“最初决定主要选择那些对慈善感兴趣的人。而且并不是看谁给的钱最多，而是看谁的钱用得更好。”
　　邀请对象被确定为三类，第一类是有慈善经验，不一定是捐钱最多的人，而是能组织其他人一起做慈善而且做得比较好的人和设有慈善基金会的富人，(这类人被作为非正式的伙伴，摆在最重要的邀请之列)；第二类是纯粹的有钱人；第三类是少数几个中国大企业的老总，因为中国慈善捐赠的款项，以企业名义捐的比以公司名义捐的更多。
　　最终产生了一个50-60人的名单，上面的富人绝大部分都有过慈善举动，有些人捐钱的比率甚至比盖茨还高。
　　为了 “能更近距离地与中国做慈善做得比较出色的人沟通”，除了这个50-60个人的聚会，最终还可产生一个“顾问组”，这或由5-7个人组成，他们将由比尔和巴菲特亲自发出邮件邀请。在会前或之后与盖茨和巴菲特进行小范围交流，并在未来形成一个不定期进行沟通的“联盟”。
　　不过，这个做法还在论证之中，未知最后是否成行。
　　叶雷表示，虽然这次慈善聚会的形式与美国不同，达成的目的也很“初级”，但这实际上会是中国慈善工业对外交流的一个开始。
　　盖茨和巴菲特对中国慈善产业的兴趣，有可能给中国的慈善系统的机制和管理模式带来一些建设性的推动。而对于中国新兴的富豪阶层和拥有私人基金和慈善家们，除了捐款以外，他们将有更多的方式推动事情往更好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