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北京CBD东扩规划和南城计划的相继出台，6月9日，北京城区格局再次发生变化——撤销东城区、崇文区，设立新的东城区；撤销西城区、宣武区，设立新的西城区。这被认为是2003年北京构建 “两轴-两带-多中心”城市空间结构规划的延续。
   

    在2003年的这个规划中，多中心就是指环绕北京的卫星城。这个规划曾提出，在京津冀城镇群的核心地区形成以京津城镇发展走廊为主轴，京唐、京石城镇发展走廊和京张、京承生态经济走廊为骨架的区域空间体系，从而实现区域统筹协调发展。
　　2003年这个规划出台的时候，国内的第三波产业转移路线正在逐步由长三角往环渤海地区走，但尚未形成热潮。如今，随着富士康等一大批珠三角、长三角地区企业的内迁，让北方地区迎来了承接产业转移的新一轮高潮，而作为环北京卫星城建设依托的工业化也迎来真正的发展空间。

　　世界城市北京缺什么

　　2010年2月，北京市的地方两会上，建设世界级城市瞬间成为热谈。根据北京市政府的发展目标，到2050年左右，北京市将建设成为经济、社会、生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城市，进入世界城市行列。
　　世界城市的建设，要求北京的产业逐步向周边县市转移。目前国际上公认的世界城市只有纽约、伦敦、东京三个。这三个城市的发展模式都是以卫星城模式出现，而非北京之前的摊大饼模式。发展卫星城是北京发展的新动力，也是北京辐射力的体现之一。
　　卫星城作为一个概念，是在1915年，由美国学者泰勒首先提出。其特点是建筑密度低，环境质量高，一般有绿地与中心城区分隔，目的是分散中心城市的人口和工业。卫星城其实也是所谓的逆城市化，也就是郊区城市化。对于中国而言，这是第二轮城市化高潮的特点。固安、大厂、涿州等北京周边的县市将是这一轮城市化热潮的受益者。
　　其实卫星城的发展计划，一直是北京城市规划的重头戏，但却一直没有真正发展起来。早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北京市制定的《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初步方案》中，就有了“子母城”的提法，打算在规划市区发展的同时，在昌平、顺义、通县等地建40多个卫星镇。
　　在1982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再次提出，要重点建设燕化、通县、黄村、昌平等4个卫星城。北京于1984年出台地方性法规，试图以税收激励、财政补贴等形式，引导各类企业迁入卫星城。不过，这似乎并没有达到理想中的效果，卫星城计划依然只停留在纸面上。
　　由于市区迅速膨胀，到1993年，在国务院批复的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1991—2010)》文件中，第三次明确提出，要建设包括昌平、顺义、通县、怀柔、平谷在内的14个卫星城。
　　直到2004年，市政府在工作报告中提出，将确定 “两轴—两带—多中心”城市空间新格局，计划在未来几年，建设若干个适合50万以上人口居住、就业的新型城市。这些当初规划的卫星城，正在逐渐分担主城区的功能，区域中心的辐射力在加大，教育、卫生水平也在逐步提高。这被认为是北京真正实行卫星城建设的开始。

　　摊大饼将难以为继

　　事实上，北京的城市规划近六十年来一直在不断变化之中。
　　50年代初，作为首都的北京，其城市发展参照了当时的“苏联老大哥”模式——采用单中心加放射型路网结构模式。20年后，《北京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出台，北京的二环、三环、四环、五环在此时被勾勒出来了，此规划奠定了今天北京主城区空间发展的格局。这种发展模式也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摊大饼”模式。
　　这种“摊大饼”式的发展带来了很多城市病。于是，在1983年版的总体规划中，其主题就是控制，即试图控制中心城区严重的“摊大饼”现象，发展远郊区的卫星城。不过，这一控制并不成功，“摊大饼”日益严重，远郊也没发展起来。
　　当然，这种摊大饼模式也与当时北京的城市定位有关系。当时的北京不仅作为首都，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也被定位为了全国的经济中心。很多工厂开始在当时的北京周边建成。随着城市空间的不断扩展，弊病逐一显现。
　　1993年出台的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1999-2010)》针对中心城区过度拥挤的问题，提出了城市建设重点要实现“两个战略转移”的目标，即城市发展重点要逐步从市区向郊区转移，市区建设要从外延扩展向调整改造转移。
　　这一版的总体规划采用分散集团式布局，即在北京的近郊设立10个边缘集团，用来承接中心城区的产业和人口转移，远郊则规划14个相对独立的卫星城镇，作为市区功能的延伸。为了防止各板块之间连成一体，规划甚至设置了两道绿化隔离带以区隔。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院总设计师杨保军说，分散集团式发展成就了天通苑、回龙观、通州、亦庄等卫星城镇的诞生，这些地区也大多成为北京人新的居住地。只是由于城市空间的布局限制，这些人大多在城区工作，在卫星城镇居住，导致这些卫星城成为“睡城”。
　　随着经济的发展，目前在北京的常住人口已经达到近1800万人，城市压力日益加大。“退二进三”成为北京产业选择的必然。2005年，北京首钢搬迁到河北唐山的曹妃甸，这被称为“一次前所未有的工业大迁移”，北京发展绿色经济由此拉开帷幕。
　　回过头来看，如果按照摊大饼的模式一直走下去，对于北京周边的河北县市而言，被北京化将是一个非常漫长的等待。但卫星城的模式却让这些周边县市迎来了发展的机遇。只有这种组团式的卫星城模式，才让河北的固安、大厂等县市可以透过发达的交通网络实现与北京的对接与融合。

　　北京空间路线：东南飞

　　因为北京举办第十一届亚运会，北京空间的 “扇形结构”日趋明显。“1990年以来是北京变化最为剧烈的时期。”杨保军说，这期间由于亚运工程的建设，改变了北京长期以来均衡发展的态势，城市开始出现 “北重南轻”的格局。
　　2005年获批的北京2004版 “两轴两带多中心”总体规划基本延续了1993版的定位。而由于北京奥运，北部地区再次成为北京城市空间发展的重点。直到2009年，CBD东扩、南城计划、通州国际新城等规划相继出台，北京的城市空间布局开始呈现出 “东南飞”的景象。
　　这种逆城市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产业转移带来的郊区工业化，工业化带来郊区的城市化。
　　2009年11月5日，北京市政府正式发布“城南行动计划”，计划未来3年以2900亿投资推动城南地区发展升级，固安地处天安门正南中轴线上，是“大北京”经济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固安工业园区率先推出对接“城南行动计划”发展策略，加快融入“大北京”进程，通过北京核心区的辐射作用拉动当地经济的发展。
　　近年来，固安工业园区大力发展电子信息、汽车零部件、现代装备制造三大产业，涌现出一批龙头代表企业，产业集群已然形成。从外部环境看，未来几年，北京约有8000家制造业企业要外迁，长三角、珠三角地区有7.8万家企业北上投资，预计总投资额达900亿美元。
　　另一方面，2010年，北京新城建设的重心向通州倾斜，“集中力量聚焦通州，尽快形成与首都发展需求相适应的现代化国际新城”。现在，通州新城已然成为北京市首屈一指的热点区域，发展前景空前高涨。
　　位于京津城市群经济隆起带上的大厂回族自治县成为北京CBD东扩最直接的受益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魏后凯曾指出，CBD的东扩促使周边产业发展呈现出“郊区化”的特点便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影响——过去所谓的边缘区域会迅速崛起，形成一些新的增长点和新的经济中心(次中心化)，从而形成除北京中心地带外的 “多个中心”，即卫星城。

　　卫星城的三个层次

　　北京卫星城模式的发展，给河北尤其是位居京津之间的廊坊市区县，带来了发展的机会。经过近十年来的发展，这些原本的小县城或小城镇，随着北京城的东移南扩，而渐渐长大为大北京的卫星城。
　　卫星城也有层次之分，北京六环之内的通州、顺义、大兴、门头沟等为第一层次的卫星城，紧挨北京六环的昌平、怀柔、燕郊、大厂、香河、廊坊、固安、涿州等称为第二层次的卫星城。更远之的承德、保定、张家口等地可以谓之为北京的第三层次的卫星城。
　　通州、大兴等第一层次的卫星城经过多年来的发展，已经基本成为成熟的卫星城，而随着北京的不断东扩南移，处于第二层次的卫星城固安和大厂等开始迎来发展的机遇。作为储备型的卫星城，它们将引领这一轮的北京郊区城市化。
　　城市化的前提是工业化。承接北京的产业转移，正是这些卫星城融入大北京的主要路径。仔细研读京津周边县市的发展路径不难发现，这些县市通常都是成立工业园区，借助工业园区进而发展成大北京的卫星城。
　　固安和大厂就是两个典型的代表。
　　北京正南的固安，因为北京“南城计划”而在按照“京南卫星城”的全新定位，固安以“规划对接、平台对接、产业对接、环境对接、民生对接”为着力点将加速推动与北京的无缝隙对接。作为固安县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的固安工业园区，充分利用毗邻北京的优势，已迅速走在区域投资和发展的最前沿。
　　而在廊坊的“北三县”中，不那么为北京人所熟知的大厂，随着首钢机电产业基地的奠基，尤其是大厂潮白河工业区的开工建设，也正在追赶大北京产业转移的顺风车。
　　尤其是北京CBD的东扩，大厂潮白河工业区，这个地处北京CBD地标国贸正东30公里，与北京东郊通州仅一河之隔的工业园区，同样因为其“CBD的工业区”定位而成为新型卫星城。
　　当然，有些地方也因房地产而迅速成长为北京的卫星城。比如三河市燕郊，房地产并非燕郊工业园的主导产业，甚至只占很微小的比例，但不可否认的是，北京居住后花园的概念炒作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燕郊的知名度，进而促进了燕郊工业园区的招商工作。
　　随着北京产业的不断外移，分布在北京周边的卫星城犹如繁星将逐渐开始闪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