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个月，记者多次就能源和环境问题采访国内外有关专家，他们提出，人类需要改变生活方式。专家们表示，应该发展符合人类利益的产业，同时创建新机构管理空气和海洋这些全人类共有的资产。

　　创设“节约型社会”

　　2009年亚洲能源论坛主席吴建民对记者表示：“我1994年去荷兰当大使，北京的汽车是几十万辆。2003年，我从荷兰回国，北京汽车已经增加到200万辆，现在已经是300万辆，北京空气污染源主要是汽车尾气，如果北京发展到500万辆车、1000万辆车，还这样烧汽油行吗？所以，我们目前这种生活方式必须改变。”
　　对于住房，吴建民说建筑消耗了1/3的能源，目前建筑如不改革还是耗能很多，也是不可持续发展的。在吃的方面，他举例说“中国人的宴会要上多少道菜？有多少菜倒掉了？这是可持续发展吗？”
　　此外，在中国有两三千万人对酒精有依赖。他告诉记者，“美国商业部长骆家辉、能源部长朱棣文请我吃午饭，吃的就是两个叉烧包、两个春卷和两个小包子、一些米饭、一点素菜、一点肉，喝的是水和饮料，这是工作午餐，非常节约而且双方谈得很好，吃得也很饱。”
　　欧盟负责能源事务的委员皮耶巴尔格斯指出，目前世界将会出现新的大变化，这个变化是以新能源革命为龙头，带领新的产业革命，而新的产业革命必会带来新的生活方式。他认为，能源革命将会影响人们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各个方面，对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
　　皮耶巴尔格斯说，“将来要建立一个可持续节约型社会，人们需要从衣食住行这些生活细节入手，改变目前的一些观念和做法。”
　　对于世界需要进入节约型社会，有许多数据给出了充分的解释。
　　据中国科学院的一份文献称，1775年，欧洲进行工业革命时，世界人口大约为6.7亿，而今天的世界人口为66亿。1775年，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干扰和破坏较少，所产生的废弃物也相对较少。而今天，每个人所产生的废弃物大约相当于当时的10倍。这样一来，人类对于环境的干扰和破坏大约相当于1775年的100倍。
　　有关资料表明，最近20年世界总用水量年增长率大大高于经济增长率。如不采取有效措施，到2100年，地球上所有的河水都将耗尽或因污染而不能使用，人类将面临严重水荒。面对严峻形势，加强水资源的节约与合理利用成为世界各国的共同课题。
　　世界粮农组织在《2009年世界粮食不安全状况》报告中指出，由于金融危机和食品价格暴涨等因素影响，今年全球饥饿人口估计达10.2亿，比2008年增加了11%。目前全世界人口约为67亿，这意味着全球约1/6的人口正在遭受饥饿威胁，而这些饥饿人口几乎全部来自发展中国家。

　　发展符合人类利益的产业

　　美国地球政策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撰文指出，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就是在上述背景下人类在进行反思过程中提出来的问题。生活方式包含多种内容，比如，能源是人类生活与活动必不可少的。迄今为止，人类所消耗的大量“化石燃料”造成了空气的污染、环境的破坏、气候的变化、生态的失衡。于是，人们越来越多地考虑利用可再生能源，例如水能、风能、太阳能、生物能等。实际上，这些探索本身就可能会带来生活方式的变化。
　　欧盟的一份研究报告则称，克服能源危机和环境问题的出路就在于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用可再生能源和原料全面取代生化资源，进行一场新的工业革命，不仅是出于生存的原因；与之相连的是世界经济可获得持续的发展。在这种世界经济中，高科技术和生态可以承载的区域性经济形式将得以发展。
　　中国的多位经济学家认为，对于全球经济和中国经济来说，都面临着结构调整问题。这种调整和选择，需要符合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和道德伦理。他们表示，世界再不能只要能创造货币、增加G D P就可以无限制无选择地发展。世界所有的经济活动主体要强化经济伦理，选择有利于人类文明持续发展、有利于保护地球环境和节约资源的产业。
　　中国科学院最近发布中国至2050年生物质资源科技发展路线图，制定6项战略路径促进中国由生物质资源大国向生物质资源及生物经济强国转变。
　　路线图提出，要系统认知生物界的生物物质资源、功能性资源、基因资源和生物智能资源，通过6项主要战略路径的研究，确保国家未来生物质资源可持续利用，为中国21世纪生物资源科技、生物产业和生物经济的发展提供资源安全保障，实现中国由生物质资源大国向生物质资源及生物经济强国的根本转变。

　　经济的重点应从生产转向服务

　　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持自由论的智库卡托研究生研究所的环境学高级研究员帕特·迈克尔斯认为，市场会自动进行纠正，如果原材料变少，这将推动革新者研发替代品。正是这种活力使现代社会具有可持续性。他说：“事实上，我们的发展本身就是可持续的。”
　　《应对不增长》一书的作者，多伦多约克大学经济学家彼得·维克托的观点则略有不同。他表示，革新在理论上的确能够使经济永远兴旺。遗憾的是，这种情况并未出现。维克托说：“我们提高效率的步伐并未跟上增长的速度。”例如，在环境已然日益恶化时，原材料的价格却下跌了。这说明市场定价存在缺陷。
　　包括中国在内的环境经济学家表示，经济学经常将经济体当作与世隔绝的东西。温室气体、废弃物、过度捕捞等环境代价很少体现在市场价格中。伯灵顿市佛蒙特大学的冈德生态经济学研究所所长罗伯特·科斯坦萨说，“这在过去还没什么，因为那时人类活动范围比地球生物圈的范围要小得多。但现在，这一差异越来越小，也许已经完全消失，而忽略真正的成为一个发展障碍。”
　　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中心有关专家认为，我们可以从研究国内生产总值等经济指标入手。国内生产总值将石油泄漏等造成经济损失的灾难性事件计算在内，将它们作为校准统计数据时的增补项。但国内生产总值无法将闲暇时间的增加或居家父母的贡献等重要内容计算在内。
　　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非盈利性组织“发展重定义”发明了一种替代性的“真实发展指标”。该机构的执行主管吉姆·巴雷特说：“您怎样衡量，就会得到怎样的结果，而我们不衡量那些硬指标。”
　　世界银行环境部前高级经济师戴利则有另外的建议。稀缺的资源应该在采掘的时候就征税。应减少个人所得税以保持整个赋税负担不变。正如科斯坦萨所言：“应该对坏东西而不是好东西征税。”
　　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中心认为，此类机制将推动经济朝着节约的方向发展，从而带来效率。经济的重点将从生产转向服务和保养，从“越来越多”的东西转向同样数量的越来越好的东西。在这样一种经济中，企业可能会从销售产品转向租赁产品。
　　另外，国际生态经济学家建议创建新机构管理全人类共有的资产，例如空气和海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