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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最近，社会上出现“二次房改”的呼声，引发人们对“住房夹心层”这个社会群体住房难的关注。“住房夹心层”一般是指既享受不了政府提供的保障性住房，又难以承担价格高昂的商品房的中低收入群体，这其中包括了许多生在农村后进城工作的大学生，这个群体在目前城镇人口总数中占有相当比例。高房价对“住房夹心层”的挤压效应，对我国社会良性发展极为不利。如何解决“住房夹心层”住房困局，本报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

　　中国城镇居民的住房货币化补贴政策与市场房租房价严重脱节。对于城镇大多数中低收入居民来说，住房货币化早就名不符实，住房保障只能依赖政府。而政府又很难有足够财力对多数居民提供住房保障，随着时间推移和新职工的增多，这一矛盾更加突出。由此在我国首次实行住房制度改革11年后，又出现“二次房改”的争论。其背后折射出怎样的社会心态？

　　房市失衡 “夹心层”催生“二次房改”

　　谈起房子，在北京一家著名IT企业工作的小刘不禁大倒苦水。这位中科院计算机研究所的硕士毕业生工作不到半年，月薪就超过一万，在别人眼中，小刘的生活应该绝对是轻松如意，殊不知小刘为了买房的事情几乎白了少年头。
　　“虽然说每个月挣一万多块钱不算少，可是北京的房价太高了，一年攒十万块钱还买不到十平方米，更何况房价还在蹭蹭蹭往上涨。”小刘说：“女朋友催我买房结婚，可我家里根本帮不上忙，我到哪儿筹钱去？”
　　说到无奈处，小刘不禁叹了一口气：“房价到底什么时候才能降下来啊？我们什么时候才能享受到政策的照顾啊？”
　　小刘只是众多“住房夹心层”的一个缩影，这个群体正在普遍受到飞涨的房价的折磨。今年上半年以来，在实体经济尚未回暖的情况下，我国一线城市的房价扶摇直上，涨速、涨幅和经济基本面“脱钩”。9月份，深圳的住宅成交均价已超过20000元/平方米，创下历史纪录，杭州、北京、上海等地的成交均价也在近期达到或超过历史最高水平。
　　随着房价的上升，“夹心层”购房负担越来越重，房地产市场购买力出现严重分化。据上海绿地集团内部人员介绍，该集团今年6月份推出的一个单套售价在250万元以上的高档住宅项目，两个月内销售一空，七成购房者是现金支付；而推出的另一个单套总价不过几十万元的中档房小户型项目，七成购房者却是贷款买房。
　　针对房市的失衡现象，自去年下半年起，中国投资学会副会长刘慧勇、清华大学李稻葵以及住宅法专家李明等学者，各自提出了再次对住房制度进行改革的方案。由于是相对我国1998年首次实施住房制度改革而言，社会舆论称之为“二次房改”。

　　“二次房改”能否解决“夹心层”之困

　　实际上，不同专家提出的房改方案不尽相同，以李明为代表的一些专家主张，政府应针对中等收入群体实行公共住房和公共租赁住房制度，并建立配套的土地供应制度和房屋建设制度。刘慧勇则大胆提出，单位应成为住房供应主体之一。他认为由单位就近为职工提供住房，有利交通，可以显著提高生活质量。
　　李稻葵建议通过调节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来解决普通家庭住房难题。他认为，政府应加强直接参与住宅供给，通过主导一级住宅交易市场来解决房地产市场严重泡沫化的问题；同时，通过开征增值税、交易税等手段遏制二级交易市场的投机行为。
　　三种方案不尽一致，但相同之处在于都对当前房地产领域的过度市场化状态进行反思，要求政府发挥应有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专家并不否定1998年房改的成绩，也并不认为“二次房改”就是要改变一次房改的市场化道路。
　　李稻葵表示，1998年房改的成功之处在于启动了房地产市场，为我国今天成功抵御金融危机提供了发展基础，同时，这次房改也增加了大量社会财富，提高了居民住房水平。“我们并不否定一次房改市场化的方向，而只是想以渐进改良的方式更好地完善房地产市场体系。”他说。
　　“二次房改”是否真能解决“夹心层”的住房困局？不少人对“二次房改”推行的时机和可行性表示怀疑。
　　北京一家投资公司总经理杨少锋认为，现在许多城市连困难家庭的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修建的数量还远远不够，更不用说为中等收入群体提供保障住房了，现在提“二次房改”为时过早。
　　江苏省社科院院长宋林飞表示，如果真的实行“二次房改”，如何保证公平将是一个巨大难题：一是享受房改的对象不容易界定，二是享受过上次房改的人可能再次享受。
　　曾多次参与国家房地产政策制定和修改的中国房地产及住宅研究会副会长顾云昌认为，当前的房地产市场仍处于“幼年”时期，1998年房改仍需继续深化和完善，房市出现的种种问题主要是执行力度的问题，和宏观经济也有关系，在当前情况下推行二次房改“没有必要”。
　　“二次房改”或许短期内难以实现，但它的积极意义仍然受到专家肯定。顾云昌指出，“二次房改”的提出本身就折射出一次房改的进程远远没有结束，在实际推进中仍然存在很多问题，有关部门应该在原来房改的方向上加大改革力度，完善供应体系，采取多种措施保证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和百姓的安居乐业。
　　李稻葵说，“我们的国家和社会应该学会在妥善协调各方利益中发展，在前进中逐步解决大规模的公共管理问题。”

　　“调价格”和“强保障”两手都要硬

　　实际上，最直接的解决“夹心层”住房难的办法就是合理地降低房价。小刘说：“如果房价能够降一降，哪怕就是涨得没那么快，我们也能松一口气，对买房子还有个盼头。”同属“夹心层”的北京市民王少华认为，“夹心层”大多数是工薪阶层，涉及人数众多，要想解决这个阶层的住房难，还需要依靠市场“消化”。
　　李稻葵指出：“房价上升过快是有问题的，对此社会都有共识，许多人都有切肤之痛。”
　　另一方面，“夹心层”的住房难题也需要政府加大政策保障力度，完善住房供应体系。对此，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齐骥近日在江苏省考察廉租住房和公共租赁住房建设时释放出强烈信号。他表示，在不断完善市场机制与政府保障相结合的住房政策体系的同时，要积极探索发展公共租赁住房等住房建设方式，加快解决新就业人员和进城务工人员等“夹心层”群众的住房困难问题。
　　“夹心层”住房难问题的解决还离不开地方政府对保障政策的落实。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权威报告显示，截至8月底，保障性住房建设完成投资394.9亿元，完成率仅为23.6%。这一数字的背后凸显出我国不同地区还在不同程度上对住房保障政策执行不力。显然，政策再好，不落实到位也就不可能解决实际问题。
　　顾云昌还指出，住房问题是一个系统问题，不仅仅需要政府从市场与保障的角度入手进行改革，还需要运用系统思维，从完善土地供应体制、健全房屋交易和租赁市场、发展住房金融体系等方面多管齐下，从根本上解决“夹心层”住房难这个久拖未解的难题。

    高房价对"夹心层"城镇化主力军的挤压效应

    作为我国加速推进城镇化的主力军，出身农村的大学生进城之初，对生活满怀憧憬。然而记者近日在山东、内蒙古等地调研了解到，高房价已成为这批“城镇化主力军”融入社会的最大障碍。

    日照保障房并轨改革给“夹心层”带来曙光

    继2003年在全国率先停建经适房而代之以货币化直补后，2008年，山东省日照市开始探索“货币直补、购租并举”的经适房、廉租房并轨改革，以填补两项保障房制度分离留下的空隙。改革使得日照市对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的住房保障工作大大提速，2009年，日照市在山东省率先实现对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应保尽保”。日照保障房并轨改革的探索，给“住房夹心层”带来一抹曙光，也为当前频频遭遇困境的保障房改革以有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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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次房改

　　2009年10月，一个以住建部副部长齐骥牵头，住房公积金监管司、住房与改革发展司和政策研究中心等相关司局一把手参与的调研小组，开始调研十年房改的得与失，重新审视城镇居民住房体制，考虑启动“二次房改”。
　　专家刘慧勇认为，“中国目前的城镇居民住房体制存在三大缺陷，迟早都必须深入进行改革。在确保改革方案思虑周全的前提下，二次房改越早进行越好。”首先，货币化补贴政策与市场房租房价严重脱节。切实可行的住房货币化，必须具备以下两个条件：一是住房实物供给充分，二是货币化住房补贴的数额能够跟上房价和房租的实际涨幅。在1998年决定实行货币化改革时，中国并不具备上述两个条件。
　　其次，保障性住房建设与供给缺乏制度保障。中国现行住房保障制度，目标和供给对象定位模糊，供给方式和程序存在制度性漏洞。从原则上说，城镇居民住房保障对象应当包括城镇中低收入家庭和进入城镇长期务工人员。在实施过程中，许多城市都面临无法准确界定住房保障对象的尴尬局面，政府很难有效地核实经济适用房购房者的实际收入水平。
　　再次，禁止单位提供住房实物保障也存在弊端：一是无法就近上班的城市职工将与日俱增；二是增加城市交通量和能耗，加重空气污染，不利于可持续发展；三是职工上下班时间长，增加疲劳，降低效率，对单位也不利；四是削弱保障性住房的周转性、流动性与分配使用合理性；五是保障性住房建设与供给的责任全由政府担负，难免漏洞百出。
　　二次房改的核心内容，就是确立住房是准公共产品，基本方向就是由政府主导提供房屋住房服务。概括起来，就是“三种住房制度，三类供地方式，三支队伍参与”(三三制)。
　　三种住房制度指的是，针对低收入人群的保障性住房制度、针对中等收入家庭的公共住房和公共租赁住房制度和针对高收入家庭的商品住房体制。而相应的三类供地方式也分别为，政府划拨方式供地、“四定两竞”招标用地和商品房的“招拍挂”方式供地。其中，公共住房实行定地价、定建房标准、定税费率、定5%利润率，竞房价、竞建设方案的四定两竞方式，是二次房改实现的一个必要条件，根本目的是为了解决夹心层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