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 发

    “没有了土地，我还算得上是一个真正的农民么？”22岁的新生代农民工魏雪侠以一种开玩笑的口气向记者质疑。她现在上海打工，虽然近期还没有回家的打算，但她仍渴望自己的名下也拥有一份土地，就像村里的大多数农民一样。
    记者在安徽、江苏等地采访中了解到，新生代农民工中已经出现一个特殊群体：“无地农民工”。如果这个群体在城市找不到工作，无论滞留城市还是回到农村，都可能面临缺乏基本生活保障的困境，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隐患。基层官员建议，应对“无地农民工”现象未雨绸缪，提前谋划对策。

    新生代农民工出现新群体：无地农民工

    22岁的农民工魏雪侠现在上海市一家鞋厂打工。虽然她的户籍仍在安徽界首市田营镇魏窑村，但在老家却没有土地。村里20世纪90年代初最后一次土地调整时，她家因计划外生育人口且未缴足计划生育罚款，她没能分到土地。很多像魏雪侠一样的新生代农民工都面临着这样的尴尬：作为农民，她没有土地作为基本的生产资料；而作为工人，她被鞋厂永久接纳的可能性也很小。
    对此，安徽省阜阳市市长孙云飞提出了“无地农民工”的概念。他分析说，“无地农民工”的存在主要有两个原因。一部分无地农民是计划外超生人口，他们受计划生育政策影响未能分到集体土地，还有一部分是农村土地30年不动政策实施后的新生儿。“无地农民”长大成人外出务工，就成了“无地农民工”。“无地农民工”的年龄层次基本都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年龄范围。随着时间推移，这一群体的人数会越来越多。
    目前，“无地农民工”数量已经具有一定规模。阜阳市政府劳动部门已经关注到无地农民工现象。据阜阳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汝天彬粗略估计，阜阳市228万外出农民工中有“无地农民工”60万人，估计今后每年有10万没有土地的新增劳动力进入社会。
    以安徽界首市魏窑行政村魏窑自然村为例，该自然村目前共有2200多人，上世纪90年初，魏窑自然村对土地进行了最后一次分配；当时有50、60名计划外出生人口没有依法缴纳计划外生育社会抚养费(即计生罚款)，没有分到土地；1990年8月以后出生的人口，也不能分到土地。这些人现在已经成为劳动力外出务工。村干部魏天和粗略估算，截止到2008年底，魏窑自然村无地农民累计人数在400人以上。

    边缘中的边缘：“无地农民工”不等同于失地农民

    “无地农民”和失地农民不同。失地农民是在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其丧失土地过程是显性的，失地农民不仅有一大笔土地补偿款，还会被政府纳入城镇职工保障体系，在就业、养老、医疗等方面得到行政力量的照顾。但“无地农民”一直处于隐性状态，游离于政府的目光之外，还无法享受到政府的额外关照和重视。
    农村耕地资源日渐紧张已经成为一个无法回避、日益逼近的难题，“无地农民工”是由此产生的一个典型群体。汝天彬认为，由“无地农民工”群体的出现可以看出，农村中土地资源不均衡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在农村，有的家庭女儿多，女儿出嫁后，剩下两个老人种着10多亩地；有的家庭儿子多，常常10多个人口，土地还不到5亩。对于一些人均耕地连0.2亩都达不到的家庭，土地已经逐渐丧失了基本社会保障的功能。务农收入不再是他们日常收入的主要来源。
    “无地农民工”的出现凸显出土地资源不均衡趋势现象。魏春影说，在他们村，有的家庭孩子已经考上大学，在外地工作了5、6年，脱离了农村户口，但这些人一边领着工资，各种社会保障齐全，名下还有一份土地。这对魏雪侠这样的无地农民工而言，显然是非常不公平的。
    “无地农民工”的未来走向值得关注和研究。安徽省社科院研究员王开玉分析，“无地农民工”群体分化为三类：第一类能在城市定居并成为市民，有着医疗、养老等保险。在当前户籍、社保、教育等现有制度不发生改变的情况下，能在城市拥有稳定工作、收入和固定住所并定居城市的，只有极少数人能成为第一类；第二类人在城市工作多年，随着青春消逝，其就业选择范围越来越窄，甚至面临失业，但由于长期在城市生活工作，不愿回农村，仍选择留在城市，成为城市中的赤贫者；第三类将返回农村，耕种父母或亲属的土地，或者租种他人土地，以此为生。后两类人将可能是“无地农民工”群体的主要去向。在社会经济平稳的条件下，当他们丧失劳动力时，不管他们滞留城市还是返回农村，他们的未来生活保障和养老问题都会面临难题；如果遭遇社会经济环境突变，这些无地农民工找不到工作，同时他们在农村没有土地等生产资料来保障基本生活，他们就有可能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消极因素。
    谈及未来的打算，魏雪侠说：“最近还没有回家的打算，还要再打几年工，但我终究还是要回到农村的。我现在在工厂上班，每月都能拿到工资，没有想过以后回到农村没有土地如何生活生存，等到时候再说吧。”

    “无地农民工”：可能成为不稳定因素

    基层乡村干部分析认为，土地资源不均衡分配目前还不会影响到农村社会稳定。当前，几乎所有的年轻人一毕业就会选择外出打工，不选择留在家中种地。没有土地的年轻农民的父母都是有土地的，从农村习俗来看，这些土地不仅是其父母的基本保障，也是他们自己的最基本的生活来源保障。所以土地资源不均衡目前尚不足以成为一个显性问题。但以后如果土地分配不均趋势加剧，则无论是回到农村的“无地农民”，还是留在城市的“无地农民工”，都可能成为不稳定因素。
    一些基层干部和专家认为，从未雨绸缪的角度来看“无地农民工”问题，主要应从三个方面来着手。一是国家有关部门应对这一群体进行完整系统的统计调查，对这一群体在地区分布、大致人数等方面有宏观的数据掌握，以便对其有宏观的把握，了解这一人群的动态，从而能有的放矢，进行合理的统筹和管理，这个工作应该说是应对这一问题的根本工作。
    第二是对于农村土地资源分配不平衡的现状进行适当的调节和改革。在不违反大前提、不引发新矛盾的前提下，允许部分这类矛盾相对尖锐的地区进行试点改革，探索解决农村土地资源分配不平衡的方法。
    第三是继续加快城市化速度和水平，把一些有能力又有意愿留在城市的农民工转化为市民。在这方面，破除农民工进城务工、定居的户籍、教育、社保等政策壁垒都是需要解决的问题，同样可以在有条件的地方进行尝试性的改革和调整。在城市化过程中，继续加大中小城镇的发展非常重要，在越来越多的大城市不堪重负的情况下，大量移民迁入中小城市将带来各种资源，并促使劳动生产率进一步提高，经济效益提高、产业和服务多元化、收入和消费升级加快、就业机会更多，单一功能城市逐渐变成多功能城市，小城市逐渐成长为大都市。江苏等长三角等地的“新市民”运动可以说是农民市民化的成功尝试。

    举家外出 新农民工渐呈“移民化”倾向

    他们不再是迁徙的“候鸟”，他们携妻拖子，使尽浑身解数，渴望能在城市寻一片遮风避雨屋檐。他们是新生代农民工中的一个典型群体。记者近日调查了解到，越来越多的新生代农民工选择了与父辈们不同的生活方式，他们“举家”外出务工，基本脱离了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对土地依赖性降低，“移民化”倾向日渐明显。

    新生代农民工：对农民身份普遍不认同

    虽然安徽老家也不愁吃穿，但24岁的袁丰琳仍选择来到江苏昆山市务工。谈及外出务工的目的，她说，“我想趁现在年轻，出来跑跑，挣钱并不是惟一的目的，主要是可以见些世面，长长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