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 2009-03-18 本报记者:石新荣 张宗刚 黄勇 来源:经济参考报 |
|
|
农民工这一庞大群体在金融知识上的匮乏和金融服务上的短缺，已成为制约其生存和发展的瓶颈之一。
贵州省“安顺市农民工金融服务中心”(下简称“服务中心”)福建服务点的甘虹介绍，由于文化水平低，不少农民工缺乏基本金融常识，无法填写相关单据，所犯错误匪夷所思。很多老乡误将大额支付行号当电话号码使用，在写账号和支付行号单子时注明“空号”，还说这号码打不通；普遍不会写大写的“贰”和“肆”，把账号数字中的间隔符号“-”当“减号”念；一些农民工花费数小时还填不好一个单。与此同时，一些发达地区银行机构对农民工小额业务存在歧视。广东、浙江等地的一些银行机构，在窗口上贴出“2000元以上才受理，低于2000元的自己从ATM机上转账”，或“1000元以下不予受理”等条幅。
此外，一些农民工的打工地远离城市，居住环境差，工资偏低且存取困难，少许血汗钱往往用在喝酒赌钱上，难有积蓄。
中国人民大学赵锡军教授认为，在现代市场经济建设的浪潮中，农民工相对城市居民而言，是一个弱势群体；而目前为他们提供金融服务的主要金融机构——农村信用社，也是金融业界的弱势群体。
农民工金融服务的缺乏，是农民工群体长期处于社会底层和弱势地位的反映。
“服务中心”人员韦文光深有感触地说：“只有到了外面，走近农民工，才知道他们的处境有多么艰难。农民工在外地遭到很多不幸和歧视，基本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他们所挣的每一分钱都很不容易。”
去年6月，韦文光接到求助电话，长途跋涉到浙江金华一“黑厂”探望几位拿不到工钱看病的安顺农民工，不仅遭到该厂老板辱骂，还被反锁在厂里。几经周折出来后，为了让班文彪等农民工“走出魔鬼般的营区”，韦文光“一直投诉到市劳动部门，才将五个农民工拯救出来，但没有得到一分钱的工资”。
安顺农民工金融服务中心目前仅八人，不仅服务面小，还存在成本费用较高、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难以统一等困难。据服务中心测算，各服务点成立以来，工作经费、交通费、通讯费、无偿为农民工维权等各项费用累加每年约需100余万元，全市农信社约需发放一亿元左右贷款产生的净利润才能维持其正常运转。部分农民工还存在困难救助、维权等多方需求，单靠服务点自身力量无法解决。
农村信用社作为服务“三农”的主力军，长期承担了大量政策性金融职能，经营成本高，贷款风险大。涉农贷款面对千家万户，金额小、笔数多，工作繁琐，管理难度大，经营成本偏高；同时，农业项目受自然因素影响较大，如发生凝冻、地震以及洪涝等自然灾害，部分涉农贷款极有可能变成不良贷款。
赵锡军、贵州省农村信用社改革专家组组长辛耀等专家学者认为，农民工是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期工业化、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特殊现象。如何建立长效机制为越来越多涌入城市的农民工提供专业性金融服务，已成为我国金融企业面临的一个新挑战。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