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炒房团”、“炒煤团”到“炒棉团”，温州游资的动向始终牵动着人们的神经。然而当经历了数次市场困境之后，追逐高额利润的“炒棉团”，最终却成了埋头“做实业”的投资者，冲动的“热钱”似乎也变得理性十足！
　　面对新的滞销困局，新疆棉花还能拉动多少民间资金？温州棉商又是如何看待曾让自己折戟的“白金”？　

“炒棉花”变成“做实业”

　　“原打算赚一把就走，没想到最终却做成了实业！”在昔日“炒棉团”中，温州棉商陈时文的结局极具代表性。
　　2002年秋，温州民间资金大规模涌入新疆棉花收购加工领域，甚至连一些不产棉的地方都出现了数量众多的轧花厂。据一些业内人士估算，在新疆收购棉花的温州民间资金最多时超过了100亿元人民币。
　　“当时几乎所有温州投资者都认为这个行业回报稳定、利润高。”陈时文说。仅一年后，市场就给冲动的“热钱”上了一课。由于进口棉花的时间和数量过于集中，2004年中国棉花价格急剧下跌，主营棉花的企业因此普遍亏损，温州棉商也损失惨重。
　　有“白金”之称的新疆棉花让众多温州投资者又爱又恨！陈时文说：“进入新疆第一年，棉花确实让我们赚了大钱，但随后大多数资金被困，许多人至今仍未收回投资，只好继续为棉花‘费心’。”
　　从追逐高额利润，到被迫埋头“做实业”，反映出大量民间热钱缺乏出路的现实。特别是在“投机”碰壁后的“去留”问题上，温州棉商们显得极为理性。温商李长亮说：“在没有更好的选择之前，我们只能从事自己相对熟悉的行当，尽管现在经营棉花利润微薄，但这毕竟是个相对稳定的产业，更何况我们已为此付出了昂贵的学费！”

“炒棉团”击溃“二政府”？

　　尽管没有人否认温州棉商在新疆棉花流通中仍占据重要地位，但业界针对他们的指责始终没有停止。一些老牌棉麻公司至今仍在抱怨：“温州企业过多，扰乱了市场！”
　　我国棉花收购市场放开后，民营企业打破了供销社系统棉花收购企业原先的独家垄断局面，特别是温州游资的介入使竞争更加激烈。由于新疆各级棉麻企业多数未进行改制或改制不彻底，冗员多、历史包袱重，经营状况普遍不容乐观。
　　多年来，有棉花收购主渠道之称的各级棉麻企业负担着一定的政府职能，甚至曾被众多棉农称为“二政府”。一些地方官员和棉麻公司负责人担心一旦各地棉麻公司垮了，农民的利益难以保障。新棉集团一度有过这样的抱怨：“市场不好的时候，这些民营企业谁都不会收，农民的棉花卖给谁？还不得我们‘主渠道’来给政府解忧。”
　　对此，李长亮认为，民营企业不可能担负这样的社会责任，也担负不起，毕竟要盈利才能生存；但他同时表示，“这种担心其实是多余的，近年国内棉价波动幅度如此之大，但自从民间资金介入这个行业，可曾再听说有压级压价的现象？这些变化就是竞争带来的。”
　　在民营企业的冲击下，除兵团之外，供销社系统企业的所谓棉花收购主渠道的地位在新疆不少棉区已逐渐丧失。李长亮说：“是他们落后的观念和‘等、靠’的习惯把自己打垮的，如果国家政策能同样支持我们，民营棉花企业早就成长为新的主渠道了。”

新旧企业苦乐不均 公平竞争化解“卖难”

　　事实上，民营棉花经营企业要取代主渠道的地位为时尚早。据一些温州棉商反映，在与棉麻公司的竞争中，“新旧企业”互有优劣：棉麻企业固然包袱沉重，但目前民营棉花企业面临的障碍更多。
　　温州棉商的收购资金虽然有保障，但利息过高，这对只有微利的棉花加工企业来说难以承受。温州棉商郑应多说，他每年的收购资金绝大多数来自温州老家，月息都不少于1%，更不用说高利贷了。“这意味着借1000万元，每月就要付出10万元的利息。而各级棉麻公司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农业发展银行，利息要低得多。”
　　尽管按照国家政策，经过技术改造符合质量检验体制改革要求的棉花加工企业都可以申请使用农发行的政策性资金，但实际上，只有极少数民营企业能从农发行贷到款。
　　而棉花“运难”更让他们头痛不已。目前铁路部门运送出疆棉花的车皮绝大多数只能保“主渠道”企业。每年为了把棉花运出去，民营企业不得不花高价才能弄到车皮。郑应多说，每个车皮两三千元的“手续费”由企业和客户协商分担，每吨棉花的成本至少因此增加百元，而棉麻公司却没有这样的重负。
　　郑应多说：“同样的市场环境，民营企业为何不愁销路，还能盈利，而他们总需要国家照顾，这难道不值得反思？”温州棉商们认为，只有彻底打破资源、资金、政策等不平等待遇，实现“新旧企业”公平竞争，新疆棉花才能真正自强、自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