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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7日，记者李柯勇在汶川映秀小学废墟间采访。蔡国兆 摄

　　我参加汶川地震报道，心情与多数同行有所不同，因为我是唐山人。
　　1976年7月28日凌晨，蓝光闪过之时，我两岁。我自己就是被人从废墟下抱出来的，我的奶奶则是当时24万遇难者之一。
　　汶川地震发生时，我刚参加完奥运火炬登顶珠峰报道4天，正在拉萨休整。听到与唐山大地震相同的7.8级震级(早期对汶川地震震级的测定)，看到不断增长的伤亡数字，我坐立不安，几次向领导请战，终于获准。
　　5月15日晚，新华社汶川地震前方报道指挥中心决定派我赶往震中映秀镇。第二天上午，我和一位同事、两位志愿者从成都出发了。映秀见闻已反映在其他稿件中，在这里我只记下向目的地进发途中一些经历和感受，因为那是一次迷惘、艰难和震撼之旅。

“偷渡”紫坪铺水库：赤子之心不可阻挡

　　汶川县映秀镇距成都75公里，前55公里都可以行车，但由于剩下的路段当时尚未打通，最后20公里我们足足走了22个小时。
　　汽车到都江堰就走不动了，为确保救援队和物资及时运往灾区，军警官兵封锁了通往前方的唯一路口。我们只好把汽车存放在一户老乡院里，租了辆农用三轮车，绕小道继续前进。即使这样，也只能再走9公里，因为前面就是烟波浩渺的紫坪铺水库。
　　这座昔日风景秀丽的水库成了我们无法逾越的天堑。这里到映秀，直线距离只有16公里，我们却一筹莫展。四周都是大山，本有盘山公路可走，但当地人说，绕来绕去要走五六十公里，而且被泥石流和山体滑坡大面积阻断了。
　　唯一可行的是水路，临时码头前，不时有解放军的冲锋舟匆匆往来。可这些小船都装满了救援人员和物资，没有我们的容身之地。
　　从中午开始，我们汗流浃背地扛着沉重的背囊，顶着太阳和飞扬的尘土在大坝上徘徊，心急如焚。这样挨过了漫长的四五个小时。硬闯不行，必须等机会。
　　苍天不负有心人！夕阳西沉时，一座宽大的野战浮桥靠在岸边，开上去6辆军车，看样子是要用汽艇拖着它到灾区去。因为我穿了一身野战迷彩服，就穿过车辆的缝隙，随着搬运帐篷的解放军和武警战士上了桥，居然没有受到阻拦。
　　船开了，我们这几个“偷渡者”提到嗓子眼的心才放了下来。尽管得知到目的地还要三四个钟头，但总算跨出了关键的一步。
　　在租乘三轮车的半路，有4个满面疲惫的年轻人挤了上来。一问，我们吃了一惊：他们是震区茂县的农民，在成都打工。地震发生以后，家里人杳无音信，他们急着回去看看。茂县距成都约200公里，当时，通往那里的路全断了，连解放军也只能少量空投进去。照当时的进度，这几位农民恐怕半个月也走不到。
　　我把情况对他们讲了，可是他们表情坚定，说：“爬也要爬回老家去！”

夜宿山间：温暖自在心头

　　汽艇靠岸时已近午夜，四周一片黑暗，只听见岷江湍急的水声。
　　这里还不是映秀，只是一个名叫白花的地方。再往上的岷江滩浅流急，连冲锋舟都过不去了。困乏不堪的我们沿着到处是巴掌宽裂缝的破损公路爬到了半山腰，那里有个房屋已大半倒塌的铝厂。我们决定在一间仓库外面的开阔地上休息。
　　为了轻装简行，白天我们把帐篷和睡袋都丢在了汽车上，现在只好和衣睡在露天地里了。好在仓库门开着，里面有一堆装着机器零件的扁扁的纸箱，不太重，我们冒着余震的危险冲进去，一个一个搬出来，摆在地上，5个纸箱一排，能睡一个人。这样，就有了一张隔湿隔凉的“床铺”。往上面一躺，简直可以说是幸福了。
　　刚躺下半个小时，突然听见了隆隆的声音，接着大地就摇摆起来。余震来了！我们急忙跳起来往远处跑。后来知道，这次余震有6.1级。整个晚上就是这么心惊胆战地度过的。不过实在太困，看着仓库没倒，我们又返回来躺在“床”上睡着了。
　　山间夜露很重，下半夜气温只有10来摄氏度，我们的衣服很快变得又潮又凉。凌晨3点半，大家几乎同时被冻醒了。实在忍不下去，就到附近的废墟里去拣木柴，生起一堆篝火。
　　火，真是温暖和光明的象征，甚至有几个路过的解放军战士也来我们这里烤火。他们是从济南千里迢迢赶来灾区的，连渡船也没坐上，徒步走了十几个小时的山路。
　　拣木柴时，我们还发现另一队几十名战士正在不远处露宿。他们也没有帐篷和被褥，衣服并不比我们的厚，就那么躺在冰凉的地上。
　　跟他们相比，我们的处境好得多。
　　经过唐山大地震的人，最懂得“最可爱的人”的含义，那时解放军就是灾区群众最感恩的人。32年过去了，世事发生了许多变迁，然而“人民军队爱人民”这一条却始终没变。想到这一点，我心里就平添了难以言传的踏实和温暖。

涉过滑坡区：直面死神的体验

　　天亮了，我们从当地老乡那里得知，距映秀还有不到5公里！顿时勇气倍增。
　　哪知道，这5公里是我有生以来走过的最险的一段路。
　　当时，这段路尚未打通，到处是滑坡和塌方。刚转过第一道弯，就有一个巨石和泥土堆成的陡坡横在我们面前。每块石头都是松动的，每踩一脚都是烂泥。所谓的“路”，只是不久前有人踩出来的一条窄窄的足迹，仅容得下一只脚。
　　右侧几寸之外，就是十几米深的悬崖，崖下是岷江翻滚奔腾的浊浪。而左侧是一眼望不到顶的数十丈高的峭壁，岩石结构早已松散，不停地滴着水，房子一样大的石块仿佛猛兽般悬在头顶上，随时可能呼啸着扑下来。
　　这种地方，每停留一秒钟，都可能有灭顶之灾。而那段塌方路有100多米长，我们只能小心翼翼地慢爬过去。屏住呼吸、手脚并用地爬完，终于站到了一块实地上时，已是一身冷汗。而前方，这样的路还有十几段……刚通过这段路，就看见了一辆翻倒的大卡车，驾驶室已被巨石砸扁。
　　然而，在这条路上，我们并不孤独。有一队武警官兵，大约有百人，正在行进，每人都背着一个很大的包，里面装的是送往灾区的药品、食品、矿泉水。汽车过不来，他们只好用最原始的肩背手提方式，给灾区群众送去最急需的物品。他们要保持队形、负重行进，速度比我们慢得多。还有不少工程人员，正在最危险的地段开动铲车和挖掘机，清除塌方的土石。
　　我想说，在亲身体验了直面死神的感觉之后，亲眼看到了一群比我们更勇敢的人，这种敬意更为崇高，也更加震撼。
　　死亡固然可怕，但世间有一种东西可以让人将生死置之度外，那就是对生命的关爱。为了这种爱，来自全国各地的支援者正努力突破一切艰险，向灾区挺进。有了这种爱，一切就还有希望——32年间，经历和目睹两次大地震，这是我在伤痛之后最为宝贵的收获。
　　前面，映秀到了，我们脚下的路将不再坎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