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安、维权环境”成为农民工择业新标准
    2007-04-06    本报记者:蔡敏 马姝瑞    来源:经济参考报

治安、维权环境成为许多农民工择业新标准

  今年还不满20岁的河南籍农民工周伟每年都从安徽阜阳火车站转车外出务工。两年多的打工经历,让个头还略显矮小的他已经处处透露着成熟味道。
  两年前,周伟第一次外出打工选择的是深圳。“深圳不好混啊。”周伟回想起在深圳的经历连连摇头,“总感觉治安很差,还有飞车抢东西的。”像他这样的年轻后生和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夜里都不敢单独上街,不仅怕抢盗,还担心被一些本地人寻衅欺负。
  相比之下,周伟认为现在上海的就业环境好很多,有很强的安全感。在先期转移到长三角的老乡们介绍下,周伟到了上海做汽修店学徒,工资不算高,可是他却说:“这里治安很好,另外还有一些专为农民工无偿维权的机构和律师,很多年纪大的老乡在上海打工多年都很放心。”如今,他正在努力“学本事”,争取留在上海。
  在农民工输出地安徽,省内许多地方出现愈演愈烈的“民工荒”。人们不免觉得奇怪,随着劳动密集型产业加快向内陆转移,作为劳动力“富裕区”,中西部本应吸引大量农民工就地转移就业。劳动部门负责人分析指出,“软环境”不够规范是根本原因。据劳动部门统计,2006年安徽省内缺工大约在40万以上,仅芜湖一市就缺工10万,今年这些数字仍有可能增加。对此,安徽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劳务输出办公室主任刘邦安分析说,用工环境不够规范、完善,外出务工人员的合法权益不时地受到侵害是“逼走”大量农民工的重要原因。
  许多农民工也道出了他们“舍近求远”选择上海、江苏、浙江等地区打工的原委,工资待遇高其实并非吸引他们的全部,反倒是“工作环境好、治安好、做事情照规矩来”成为他们看重的首要因素。相比之下,在某些地区,许多用工单位利用地方招商引资求发展的急切心理,给农民工就业开出一些极苛刻的条件,比如不与务工人员签订劳动合同,不为务工人员交纳社会保险,随意加大劳动强度和延长用工时间、拖欠工资等,“吓跑了农民工”。

越有“人情味儿”的地方越能留住农民工

  在经过多年奋斗,完成一定积累之后,外出务工的农民工“感情需要”也在提升。
  来自皖北阜阳农村的赵磊应该算是最早一批“打工族”的一员。在广东打拼一段时间之后,她在14年前来到上海嘉定唯明机电机械有限公司,这份“十分满意”的工作她做到了现在。
  起初,凭着聪明伶俐,赵磊一进厂就干着别人羡慕不已的办公室文员的轻松活。可为了“学点技术”,她干了半年就要求换岗到车间。老板满足了这个年轻女孩“不安分”的要求,开明地说:“只要你想学,车间的技术随你挑。”就这样,赵磊学起了一技之长--车工。
  已过而立之年的赵磊现在最开心的事就是,老板给她办好了包括独生子女证、暂住证以及医疗、养老、人身意外等综合保险。有了这些,她的儿子不用再为入读上海学校而多花钱,她生病了也能报销70%的医疗费,55岁退休后还可以每月拿到五六百元的养老费。
  “自己的想法能被理解、被扶持,往后的生活也有人惦记、有人帮助,这中间感受到的人情味儿是我早先打工经历中所没有体味到的。”她感慨地说。
  和赵磊一样,许多农民工也正在用他们“情感的天平”调整、或者固定着自己的务工生涯。
  记者见到刘丽时,正巧她刚辞掉上一份私营电子工人的工作,筹划着“自立门户”开家服装店。老家在安徽怀远县的刘丽生于1986年,是典型的第二代农民工的代表。健谈、有主见是这个女孩儿给人最直接的印象。她说不管职业怎么改变,惟一不会变的是自己“不会离开南京”。
  “南京的警察很好,派出所的民警对我们这些外地打工的人很和气,一点都没有因为你是外地人就为难、歧视你的意思。”她说,“不管本地人还是外地人,生活中需要帮忙的话,他们都会很快过来。”刚到南京时,孤身一人的刘丽在办证件、租房子时得到了当地民警的许多照顾,她无论何时提起都充满了感激。

提升“软环境”竞争力已是地方当务之急

  农民工是最讲究实际的,谁给的工资高,哪里的工作环境好,他就会往哪里跑。反观这几年一些地方的“民工荒”,一个明显的新趋势是某些为农民工开工资过低、待遇差的地区“民工荒”更严重。为了吸引农民工就业,许多地区采取了大量措施改善农民工工作环境,提高工资和各项福利待遇,在就医、教育、居留、维权等各方面给予农民工越来越宽松的环境。
  27岁的孙斌老家在江苏一个小县城里,如今他已是北京中等规模的广告公司管理阶层人员。在他看来,身为一个“外地人”,生活在大城市的环境是否宽松是他选择“留”或者“走”的关键,而北京现在的环境显然是他所满意的。偶尔遇到加班加点却未加薪的情况,当地媒体都会积极地鼓与呼,直到问题解决。
  “一方面城市主动接纳外来打工人员,另一方面我们也在尽快地适应环境。”孙斌说。目前,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暂住证制度能够取消,至少早点改成更人性化的居住证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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