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政部日前公布的“2006年度中华慈善奖”的候选名单上，民间慈善组织以各种名字出现，他们以自己的方式从事公益活动，帮助困难群体。记者采访了解到，这些民间慈善组织自己却面临诸多问题。 本报记者 徐速绘 摄 胡冠华 摄

    “我想”“顺其自然”“交大党员”……在民政部日前公布的“2006年度中华慈善奖”的候选名单上，出现了这些“特殊”的名字。
    这些“名字”背后，是“民间慈善组织”。他们以自己的方式从事公益活动，帮助困难群体。记者采访了解到，这些民间慈善组织自己却面临诸多问题。

民间慈善组织已有上百万个

    “灯塔计划”是一个致力于农村支教的义工组织。创始人之一陆蔚君介绍说，几个广州的“驴友”，结伴去全国各地旅游时发现，不少农村学校虽然建立了电脑室，却通常大门紧闭，一问才知道，原来是因为老师也不会用电脑。
    他们意识到，眼下，农村教育的硬件设施虽然有所改善，但在师资方面还有很多不足。为此，他们发起了“灯塔计划”，组织高校学生和老师去农村支教，借以改善偏远地区师资力量薄弱状况。
    自2003年成立至今，“灯塔计划”已经组织了七次大型义教活动，参与下乡义教的义工达1000多人次，义教地点分布于广东、广西、湖南等地的11所乡村学校，前后服务时间近90000小时，接受服务的学生约2500人次。
    “有时间做义工，有困难找义工”是江西萍乡义工社打出的口号。萍乡义工社，从2004年9月开始由一些社会热心人士自发组建，现有来自该市各事业单位的义工50多名。据负责人雷女士介绍，目前，该社主要工作是在贫困地区开展助学活动，义工经常去一些偏远乡镇调查救助对象档案，去失学孩子家“考察”。
    山西太原，有一个叫王一森的残疾人。2002年，他创建了光明义工互助中心，主要从事对社区困难群体的帮扶，一度拥有2000多名义工，在当地影响大。
    陆尉君说，民间慈善团体的参与者，是乐善好施的社会成员。
    据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博士介绍，这类组织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在中国兴起，估计目前在全国各地已有上百万个，它们是公民自愿发起、为公益目的设立、独立运作的民间组织。
    如今，民间慈善组织已是一股不可小视的力量。据民政部统计，2006年，国家共募集慈善捐款约100亿元，其中，通过政府渠道募集的有35亿元，其余为各类慈善组织或个人募捐。

民间慈善公益组织之困

    因为是“草根”，许多民间慈善公益组织游离于现行的制度外。“灯塔计划”虽然影响较大，运作也相对完善，但陆蔚君却有一肚子的“苦水”。
    首先，没有正式身份，一直想注册却找不到主管部门。目前，“灯塔计划”作为中山大学公民社会中心的一个研究项目来运作，有时会被他人怀疑是“非法组织”。没有独立的主体资格，就无法在银行开设账户。前不久，百事可乐公司有意捐款，但一看账户是其他名字，只好放弃。
    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政府对民间组织实行的是双重管理体制，民间组织不但要到民政部门注册，还要挂靠一个业务主管部门。除此之外，到民政部门注册，需要满足资金、场所、人数等条件的要求，并缴纳一定注册费。
    据刘开明介绍，由于大多数政府部门不愿意做这些组织的业务主管部门，目前，90%的民间慈善公益组织没有注册或是进行工商注册。
    广东汉达康复协会是少数获得注册的民间组织之一。该协会的秘书长陈志强说，即便如此，仍然有几大“困难”制约协会工作的开展。其一，不能进行公共募捐，相关法律规定，只有经过注册的基金会，才能公开向社会募捐；其二，协会要缴税；其三，相关法律规定，一个地区只能有一个同类型的组织，各地有卫生部门成立的相关组织，这给协会开展活动带来诸多不便。   
    其次，“身份”的缺失，制约着这些民间义工组织自身的完善。陆蔚君说，由于不少志愿者对乡村教育的研究不够深入，对农村孩子心理不是很了解，因而，教学方法上有待改进……
    山西省红十字会副会长冯晋生说，虽然社会需要义工，许多人也有做义工的热情，但由于现在许多地方民间义工组织处于起步阶段，大多数义工没有接受过系统义工培训。
    此外，公众不信任和不理解，也常常令民间慈善者感到委屈。
    王一森说，公众经常把民间义工等同于“学雷锋”。还有不少人质疑义工“善意”的背后，隐藏着功利动机。

出路：完善法律制度

    与“草根组织”“民间组织”等各异的叫法相对，刘开明更愿意把这类组织称作“公民社会组织”，他认为，它们是为推进公民社会建设的公益目的而适时出现的。
    刘开明认为，“公民社会组织”是公民自愿发起、为公益目的设立、独立运作的民间组织。
    中山大学公民社会中心主任朱建刚博士认为，“公民社会组织”的兴起，有利于“志愿者精神”的形成，因为参与者完全出于自发和自愿。“志愿者精神”是一种公民美德，是公民社会的核心，可促使人们形成一种集体意识，进而形成社会的良好格局，增进公民对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认同。
    朱建刚认为，“志愿者精神”是公民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表现，也是构建公民社会与和谐社会的内在动力，一方面，可促进公民的社会参与，增强公民社会归属感，促进社会凝聚和团结，另一方面，可传递社会福利。
    朱建刚介绍，志愿者有组织从事社会公益活动的出现和兴起，与国家的开放、社会的多元化和包容，有直接关系。我国志愿者组织，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政府推动下，发展迅速。志愿者的理念被广泛传播。但同时，由于大多数志愿者组织是由政府牵头或组织的，大多采用“动员式”的组织方式，参与者并非是出于自发或自愿，因此，“志愿者精神”被打折扣。
    朱建刚说，为了促进民间组织良性发展，应让志愿者组织合法化，并规范其管理，保护其正当权益；同时应提供鼓励性政策的支持，推动其进一步发展。
    一些民间人士表示，民间组织之所以难找到现行法律要求的主管部门，是因为各部门有自己的本职工作，平时管不着，出了事却要承担责任，因此，不愿意出面主管。
    刘开明说，民间组织也要加强自身建设，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并提供优质服务，形成良性的行业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