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秋天，当今乐坛最引人关注的华人青年钢琴家郎朗出版了他的新作《黄河之子》，尽管这是一部纯粹的中国音乐作品集，曲目也是在中国录制的，但出版方却是德国著名的DG唱片公司，甚至连录音设备也是从德国空运到的北京。
    进入工业化时代，艺术家的成就便与商业操作密不可分。唱片作为载体，成为了提高艺术家知名度的主要手段。唱片公司的实力自然也成了艺术家选择“东家”的标准。记者注意到，相当多的中国音乐家在成名后选择了与国外唱片公司签约出版作品，对于刚刚庆祝了百年诞辰的中国唱片业，这不能不说是种遗憾。

中国音乐家“东家”在海外

    记者从不久前落幕的北京国际音乐节上了解到，当代中国音乐界顶尖的艺术家中，叶小纲已成为国际著名的“朔特”音乐出版社的签约作曲家；大提琴家王健则是中国签约DG唱片公司的第一人，2005年，DG公司推出了他演奏的“巴赫大提琴无伴奏组曲”，使他在音乐界声望大增，获得好评如潮；至于谭盾，他的《千禧年》、《交响曲1997》均出自索尼唱片公司之手。
    环球、华纳、百代、索尼等几家著名的唱片公司，旗下聚集了全世界最强大的音乐家阵容，许多艺术家都以能与之签约而感到荣耀。事实也证明，只要签约这些公司，音乐家未来的道路就自有人去开拓和安排：到主流剧场去演出、与知名乐团合作、在权威媒体上适时宣传。由此，与这些外国大唱片公司签约，成为了每个音乐家的梦想。著名唱片评论家陈立不由感叹道：“中国唱片工业水平与国外相比，差距实在巨大！”

制作方急于收成本无力进行艺术加工

    古典音乐界情况令人担忧，流行音乐界的情形同样不容乐观。无论是港台，还是内地，流行音乐人都没能走出模仿欧美音乐的怪圈。一位乐迷满是遗憾地说：“可以看得出，制作方急于收回成本，仅仅满足于占领国内市场，自然无力在艺术加工上精雕细刻，精益求精。”
    中国音像协会秘书长王巨毫不留情地批评国内音乐界：“原创力低下，内容质量太小儿科了。”
    唱片业不景气，加之布局不合理，使得经营唱片利润微薄。一般歌手做一张唱片大约需要80万元至100万元，其中制作费用就占了四五十万元，余下的部分多用于推广，唱片本身的利润其实平均每张只有几元钱，这也就无怪乎唱片公司会把主要精力放在组织个唱、形象代言等活动上，而忽略了对于歌手核心竞争力的塑造。
    陈立认为，没有强大的资本支持，又缺乏走出国门、进军全球市场的眼光，使得中国唱片企业处于分散经营的“小作坊”状态。
    那么，具有鲜明特色的中国民乐的传播能否为中国唱片业注入活力呢？《喜洋洋》这样的民乐精曲无疑已成为中国乐团在国外巡回演出时的必演曲目，但在全球音乐市场上，有关中国民乐的唱片却依旧难觅踪影。
    业内专家指出，伴随中国经济地位的提升，中国的文化影响力与日俱增，对中国感兴趣的外国人也越来越多，但是音乐是文化中最抽象的符号语言，外国人对于5000年积淀起来的中国音乐，自然很难深切了解其中精髓，至多也就是听个热闹。若希望将其培养成为中国文化产品的消费者，尚需时日。

体制上矛盾成症结所在

    采访中，一组数据引发了记者的关注。我国音像制品的发行量排名世界前列，但总产值却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2004年，美国唱片销售总额为121亿美元，日本为51亿美元，而我国整个音像业的发行总额为21.55亿元人民币(不足三亿美元)。
    在唱片业发达的国家，音像品制作已经形成了成熟而健全的产业链，从作曲家创作、到与乐队的配合，从包装定位、到推广，都有专门的从业人员参与其中。陈立告诉记者，在国外，一张唱片问世前，唱片公司通常会充分研究销往地的市场情况，并为唱片制作精美的特别版以进行市场预热，吸引当地乐迷的关注，从而产生预期的广告效应和市场期待。百代唱片公司不久前就在推出莎拉·布莱曼新唱片前，专门制作了一张以记载莎拉·布莱曼的日常生活和经典作品为主的DVD，随新唱片一同限量发行，这张DVD在“莎迷”中引起了热烈反响。
    相比之下，国内唱片业的格局则显得多少有些混乱。在旧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各地方交响乐团很少灌制唱片，即使有出品也是为了完成宣传任务。为数众多的音乐出版社受体制制约发展缓慢，很多制作单位缺乏必要的技术设备，更谈不上制作精良的音乐作品。这就使得为数不少的国内音乐出版社因无力开发新的音乐作品而以买卖版号为生。相比之下，一些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发展起来的民营唱片公司，尽管已承担了音乐制作、发行等关键环节的工作，但却没有出版许可权。业内人士认为，体制上的矛盾，是中国唱片业的症结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