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利用没有卷入两次世界大战的机遇，而跻身于世界最富国行列。同样，这个北欧富国上世纪后30年面对挑战，进行了两次重大的发展战略调整，从而为保持进入21世纪后的经济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大刀阔斧进行产业结构调整

　　上世纪60年代是瑞典战后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年平均经济增长率达到5%以上。然而，高速的经济发展也潜伏着危机。随着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崛起，曾给瑞典带来工业化和经济繁荣的传统工业，像钢铁、造船、铁矿、纺织服装这些劳动密集型工业，受到了越来越大的冲击。特别是70年代全世界连续发生两次影响深远的石油危机之后，瑞典经济几乎陷入停滞不前的发展状态。　
　　面对这一严峻的挑战，瑞典经济怎么办？是在现有的工业基础上进行改革，还是对整个工业结构进行大刀阔斧的调整？　
　　瑞典在权衡利弊之后，决心不失时机地走后一条路。经过长达20年的努力，瑞典的工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造船和纺织服装这两个曾在瑞典工业中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工业现已变得微不足道。如纺织服装业，在1970年工业总产值中占据6%的份额，到1992年，其所占比例则降到不足2%。钢铁、采矿和纸浆、纸张制造等传统工业，在瑞典工业中所占份额，也从1970年的27%降至目前的不足20%。　
　　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工业则得到迅速发展。尤其是制药、电子和电讯这些技术密集型工业，成为瑞典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展最快的工业，开始承担瑞典支柱性产业的重任。　
　　随着工业结构的调整，瑞典整个经济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第一和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在大幅度下降，而第三产业的比重则越来越大。在1970年到1990年的20年里，第三产业的比重已从53%上升到了64%。其中，公共事业部门所占的比重增长得尤为迅速。1970年，公共事业部门的就业人数还只占全国总就业人数的20%，到1990年，则已增加到30%。　

　　加大投资融入全球化大潮

　　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在全球经济越来越集团化趋势的迫使下，欧洲也加快了向经济一体化迈进的步伐。这对一直置身于欧洲经济发展主流之外的瑞典来说，无疑又是新的大挑战和新的发展机遇。瑞典经济界自然不会放过这一机遇，从而掀起了瑞典历史上又一个经济全球化的高潮。
　　其表现形式有两种：一是与其他国家的大企业联姻，组成新的超大规模跨国集团；二是大举向外投资，在其他国家建立子公司，作为进军所在国和地区的桥头堡。　
　　在联姻的热潮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阿西亚通用电气公司与瑞士布朗·博韦里公司合并，组成了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电气制造公司——ABB。此外，伊莱克斯电器公司兼并或收购了全球20余家家电公司，一举成为世界家电领域的领头羊。瑞典阿斯特拉制药公司与英国的捷利康合并，组建了世界第三大制药集团。
　　与此同时，瑞典企业掀起对外投资热。1986年，瑞典对外直接投资额从上一年度的140亿克朗猛增到了250亿克朗。到1990年，短短几年间，瑞典对外直接投资额已达840亿瑞典克朗。直到瑞典决定加入欧洲联盟后，其对外投资才开始有所减少。
　　欧洲联盟成员国是瑞典企业投资的主要对象。截至1990年，在840亿瑞典克朗的对外投资中，有约600亿投资在欧盟前身欧洲共同体的12个成员国。

　　政府调控功不可没

　　瑞典经济的上述两次战略大调整都离不开政府的大力扶持。　
　　上世纪70年代，当造船、采矿、钢铁、纺织服装等传统工业难以为继时，瑞典政府及时出台了一系列重大措施，化解由此造成冲击。政府首先是把这些产业大都收归国有，然后通过兼并，收缩生产规模，并通过职业培训的渠道，逐步把这些行业的就业人员向其他行业转移。目前，瑞典整个铁矿开采业几乎都属于国有的LKAB公司，就业人员不足万人。由于国家投入大量资金，政府对这些衰落的传统工业实施的调整措施比较到位，没有造成很大的社会波动和影响。　
　　上世纪80年代后期，政府又通过货币贬值等措施刺激瑞典跨国公司的出口和发展，为瑞典经济走出萧条助一臂之力。
　　1991年，政府对税制进行改革，将公司所得税由40%降至28%，以优惠政策支持优势企业。80年代初以来，瑞典先后兴建科技园区24个，吸引国内外企业到前来投资研发，促进了高新技术人才成长和产业升级。其中希斯达(KISTA)科技园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硅谷的世界第二大科技园区。上世纪末，政府还投入数十亿美元加强宽带网建设，使信息产业发展环境大为改善。　

　　中国应走自己的发展道路

　　近30年来，一直密切关注中国经济发展的瑞典金融专家胡伯特·弗洛姆莱特最近在记者专访时说，中国正在经历一条完全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发展道路，中国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方面也应该走自己的道路，而不应该屈服于其他国家的压力。　
　　弗洛姆莱特认为，与世界其他所有国家一样，中国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方面也会遇到许多挑战，这些挑战既包括工业高速发展与环境之间这种长期的挑战，也包括控制资本流进流出与建立现代金融市场以及把上海打造为国际金融中心之间这种近期挑战。　
　　他说：“我认为，提高社会保障机制是关键，因为这意味着，经过数年或甚至十多年的努力，人们将愿意把更多的钱用在消费上，从而降低高储蓄率，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