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经济显现颓势之际，美国“标准普尔500”股票指数成分股企业的首席执行官(CEO)们收入继续增加。
　　法国经济未见起色之时，法国上市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收入大幅度增加。
　　法国财政部长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因而把上市企业高级管理人员“无功受禄”之举称作“丑闻”，而欧元集团主席、卢森堡首相兼国务与财政大臣让—克洛德·容克则斥之为“社会灾祸”。

无功受禄多

　　美国通用汽车(GM)公司2007年亏损将近390亿美元，股票市值下跌大约19%。
　　如此业绩，迫使这家全美乃至全世界第一大汽车制造商作出调整，6月初宣布准备关闭4家生产多功能运动型(SUV)车辆的工厂。
　　通用的处境，并非全由短期因素促成，而是长期积累而成，承受压力和损失者包括可能失去工作的员工和持有这家上市企业股票的投资者，还有工厂关闭所涉及的地方经济利益相关方。
　　然而，至少按照特定计算方式，通用首席执行官理查德·瓦戈纳2007年所获收入增加64%，总计1570万美元。
　　企业业绩与高管个人收入挂钩，似乎通情达理，是美国和欧洲成熟经济体内上市企业通行的一种做法，整体经济状况和个体企业经营状况良好时难以引人注目，状况恶化时则再次成为一个热门话题，甚至促使政界人士介入。
　　据美联社经济记者拉谢尔·贝克和马修·福达尔调查，构成“标准普尔500”股票指数的大型上市企业中，410家今年前6个月向美国联邦政府证券监管机构申报了去年高管收入情况。
　　合并计算高管的年薪、补贴、分红以及相关企业自身对高管所持股票期权和股票远期价值的估算等收入项目，这两名记者15日报道说，美国大企业首席执行官们去年收入的“中间值”为将近840万美元，比前年高出大约28万美元，相当于增加3.5%。
　　数据显示，排名前10名的首席执行官合计收入超过5亿美元。
　　先前披露数据揭示，在这前10名首席执行官中，半数所掌管的上市企业去年所获利润急剧下降。
　　即使在收入低于“中间值”的首席执行官中，XL资本公司的布赖恩·奥哈拉去年收入750万美元，比前年增加23%。与他的收入状况相反，XL资本公司利润下降超过80%，股票价格下跌大约30%。
　　在整个欧洲，迄今没有媒体或其他机构尝试作类似全面调查。
　　不过，据法国《发展》月刊先前报道，法国企业首席执行官们的收入去年增加58%。对这一报道所涉及的现象，法国财政部长拉加德视为“丑闻”，威胁以政府监管手段加以纠正。
　　高管个人收入与企业经营状况脱节，与整体经济形势背道而驰，最近几个月成了欧洲媒体热议的话题。
　　“如果我们正进入衰退，伴随就业岗位损失，”英国保险商协会投资事务主管彼得·蒙塔尼翁告诉英国《经济学家》杂志记者，“而(企业)最高管理人员却依然领取大笔酬金，这会坏了‘资本主义’的名声。”

水低船更高

　　在欧美企业中，经营状况不善，新任高管反而可能获得高收入。
　　对美国企业的调查揭示，去年头号高收入首席执行官是全球最大证券交易商美林公司的约翰·塞恩。
　　美林公司遭次级抵押住房贷款危机重创，去年第三季度亏损超过22亿美元，创企业93年历史最高纪录，截至目前已经连续3个季度亏损。
　　前任首席执行官斯坦利·奥尼尔因而被迫“下课”，美林董事会去年11月中旬确定的新任首席执行官塞恩由纽约证券交易所—泛欧证券交易所“转岗”，12月1日正式“上岗”。
　　即便进入新角色不久，塞恩去年还是收入8390万美元，包括美林董事会为吸引他签约“转岗”而提供的现金分红，最终在410家“标准普尔500”指数成分股企业的首席执行官中排名第一。
　　同样去年12月在次贷危机阴影下就任美国花旗集团首席执行官的维克拉姆·潘迪特收入316万美元，但今年1月获1.02亿美元现金、股票和股票期权“奖励”。如果潘迪特就任当月获得“奖励”，年收入将超过塞恩。
　　另外，美国服装企业加普公司首席执行官格伦·墨菲去年7月上任，去年收入总计3907万美元，排名第九。
　　但是，无论是美林还是花旗或加普，经营状况眼下没有太大起色。而在410家接受调查企业中，将近十分之一的首席执行官去年才接手。
　　美联社记者埃伦·西蒙在一篇分析中比喻道：“一名首席执行官接手一家陷入危机企业如同一名水暖管道工在星期天暴雨之夜接获紧急(求助)电话，可以随心所欲提高自己的要价。事实上，他们确实会那么做。”
　　新任高管获高收入大多出现在董事会从外部发掘“人才”的情况下。
　　相比之下，高露洁公司首席执行官伊恩·M·库克出自这家企业内部，去年7月1日接手，年收入830万美元。雅虎公司创始人杨致远去年6月重新接手，收入为象征性的1美元，堪称“最廉价首席执行官”，但他所持3.9%企业股份市值大约14亿美元。
　　在欧洲，这类现象同样存在。但相对而言，舆论倾向于把焦点对准被迫“下岗”的首席执行官。
　　例如，英国诺森罗克银行因次贷危机陷入困境，去年9月引发储户挤兑风潮，全年亏损1.67亿英镑(约合3.34亿美元)，今年2月由政府暂时收归国有，却在3月底宣布补偿去年11月离职的前任首席执行官亚当·阿普尔加思76万英镑(152万美元)，相当于一年薪水。
　　与阿普尔加思的年薪相比，这家英国第五大抵押贷款机构的新任董事会主席罗恩·桑德勒年薪100万英镑(200万美元)，也引发民众不满。
　　欧元集团主席容克5月中旬发表讲话，把企业高管的巨额收入、尤其在让企业陷入困境之后依然获得的高额补偿斥为“社会灾祸”，呼吁在欧洲联盟范围内以立法手段加以规范。

股民边缘化

　　在美国企业中，“收入”的正式称谓是“补偿”，而与绩效挂钩的“补偿”方案及其落实由董事会决定，持有企业股票的投资者难以介入。
　　以总部在美国第二大城市洛杉矶的KB住宅公司为例，受次贷危机和住房市场不景气影响，去年亏损将近9.3亿美元，股价下跌60%。按常理推断，高管除年薪之外似乎不应再获其他收入。
　　实际情况是，依照KB住宅公司董事会确定的“补偿”方案，首席执行官杰弗里·梅茨格尔达到了多项业绩“指标”，如提高客户满意度和就任第一年组建企业高层团队，故而收入2440万美元，包括现金分红600万美元。
　　深究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董事会落实“补偿”时可能把首席执行官没有完成某些“指标”归咎于外部因素，却把完成另一些“指标”归功于当事人所作个人努力。
　　美国专事提供企业薪资信息的“年薪网”网站部门负责人比尔·科尔曼议论道：“这多容易啊！我可以把所有好事收入自己名下，把所有坏事推给外部因素，然后号称自己的收入不该受影响。”
　　在一些批评人士看来，绩效挂钩原则表面上支撑着“补偿”机制，其实却是由董事会和高管玩弄“游戏”规则。美国企业自律研究机构“公司图书馆”的资深研究助理保罗·霍奇森告诉美联社记者，“绩效挂钩机制的缺陷只有在(企业)业绩不佳、(高管)收入还继续上升时才会显现”。
　　霍奇森认定，“补偿”方案的设计“一定是让高管们不会输”。
　　原理上，西方国家企业管理人员收入增长快于普通员工收入增长并无不妥，原因是管理人员所获红利关联资本收益，而员工所获工资关联劳动力市场供需状况。
　　但是，管理人员收入增加与企业业绩滑坡、经济前景堪忧、员工和股民利益无保障同时发生不合情理。再则，与纯粹私人拥有的企业不同，《经济学家》记者在12日一篇文章中开篇写道：上市企业高管收入不仅是对社会如何判断公平的一种衡量，也是对企业运营是否是为股民创造价值的一种检验。
　　在美国，今年是总统选举年，不仅民主党总统竞选人贝拉克·奥巴马谴责上市企业高管收入过高，共和党总统竞选人约翰·麦凯恩同样持批评态度。不同之处在于，奥巴马在竞选表态中倾向于立法，试图让股民对决定高管收入拥有发言权；麦凯恩则倾向于让企业自律。
　　今年5月，美国家庭人寿公司成为第一家允许股民投票表决高管收入的美国大型上市企业，但表决结果对董事会不具有约束力。
　　在欧洲，荷兰和法国已经制定法律，试图以税收杠杆限制上市企业高管收入；英国则从2004年开始引入了股民表决机制，但同样不具备约束力。
　　据美国海氏咨询公司统计，欧洲上市企业高管所获“补偿”与美国同行相比时下仅为40%。问题在于，巴黎股市CAC40指数成分股企业中，如今7家由外国人出任首席执行官；德国法兰克福股市DAX30指数成分股企业中，5家由外国人出任首席执行官。为吸引“人才”，欧洲企业正更多借鉴美国企业的“补偿”机制。

利润私有化

　　美欧上市企业高管的收入是否过高不是一个新鲜话题。
　　之所以再次引发讨论，是因为一些美欧金融机构高管为寻求企业短期高收益和个人高收入而大量介入高风险业务，去年下半年触发次贷危机，牵连企业及其员工和股民，震动整个金融业和宏观经济。
　　即使由这些国家的政府或监管机构出面，以提供资金的方式“救市”，次贷危机所造成的相当一部分损失最终还须由普通纳税人承担。
　　依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判断，那是“利润私有化、亏损公有化”的恶劣行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