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促进发展模式转变是第一要务的政策背景下，经济适度放缓是理性决策的逻辑延伸。如果在刺激政策的负效应尚未消化的情况下，因为担心经济增速下滑而再度对经济进行热启动，只会加剧本已相当严重的结构失衡。最终导致结构调整的时间窗口一再错过。假如增长质量能够逐年提高，7%的增速又有什么可担忧的？

　　增速放缓可能挑动敏感神经

　　在全球第三次萧条可能到来的担忧越来越成为部分经济学家的共识时，去年以来已经迈上复苏通道的中国经济，面对多重约束条件的制约，适度下滑看来难以避免。无论是具有指标意义的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还是决策部门非常关注的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乃至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最近两个月以来都在回落。格外令地方政府担忧的是，两大支柱产业——房地产和汽车，正在经历痛苦期。特别是各地政府极为依赖的房地产，在中央调控政策的作用下，已经失去了往日的狂飙。另一方面，新出口订单、积压订单、进口和就业等分类指数均出现回落。基于上述经济指标的判断，中外投行和经济学家近日纷纷调低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其中最为悲观预测是将今年第四季度经济增速下调至8%。

　　增长方式转变是第一要务

　　面对超出原先预期的国内外复杂经济局面，决策层在做出刺激经济政策审慎稳妥退出的表态之后，近来密集调研，试图摸准下半年乃至今后一段时期宏观经济政策的大致脉搏。从目前情况来看，国内关于宏观经济政策下一步走向的建议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阵营：一类是主张从紧政策应当告一段落，必要时应当推出新的刺激政策；另一类是主张从紧政策不放松，做好下半年经济可能回落2至3个百分点的准备。
　　中国经济究竟应当保持怎样的增速才是较为理性的选择？似乎没有唯一的答案。包括一些决策智囊在内的学者基于30年来中国年均经济增速9%左右的事实，认为经济增长的底线应当为8%，倘若达不到这个增速，将很难提供1200万个左右的就业机会。笔者并不否认这个经验判断，也认为在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依然较低的情况下，依靠经济政策的拉动是促进就业和财富增长的必要路径。只是包括决策层在内的市场主体都应正视的现实问题是：经济增长从长期来看应是一种内生性的选择，依赖于市场主体基于既有的约束条件追求成长空间的持续扩大。而从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来看，尽管适度干预是避免市场失灵的必要条件，但充分调动各有关市场主体的积极性才是保持经济增长的最为关键的环节。而回顾中国改革开放31年来的政策实践，一个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增长特征是在制度创新中注重扩大市场主体的行为空间。换句话说，中国民间长期以来被压抑的营商禀赋由于政府政策空间的解放而大大释放出来，成为中国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动力。但另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政府在推进市场化改革方面仍然是不彻底的，尤其是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进展缓慢，已经成为经济迈向内生性增长的最大障碍。
　　当然，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在向服务经济转型过程中依然十分重视制造业的发展。政府并不刻意追求在经济增长中的显性角色，而是重视扩大企业的边界，追求全球范围内的资源配置。在此背景下，美日等国只维持了4%左右的经济增速，就创造了广阔的就业空间，进而在完成工业化的过程中大大提高了经济增长质量。
　　反观中国，在经济向人均3000美元阶段迈进的关键时期，政府在高度依赖投资和出口的同时，并未及时实现增长动力的切换。其结果，尽管成绩毋庸置疑，但宏观经济风险不断累积以及经济内外失衡持续加剧却是不争的事实。如今，偏好投资和出口而消费受到严重抑制的增长模式越来越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均衡增长的负担。已有研究表明，中国经济即将进入“U”型经济周期，其在底部停留的时间取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展速度，也就是如何将经济增长拉动引擎转到消费上来。因此，决策层应当思考的不是短期的经济增长势头可能下滑，而是如何通过确立以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为主线的改革总体思路，来推进结构性改革。

　  确立适应调整的增速

　　笔者认为：在促进发展模式转变是第一要务的政策背景下，经济适度放缓是理性决策的逻辑延伸。如果在刺激政策的负效应尚未消化的情况下，因为担心经济增速下滑而再度对经济进行热启动，只会加剧本已相当严重的结构失衡。最终导致结构调整的时间窗口一再错过。假如增长质量能够逐年提高，7%的增速又有什么可担忧的？
　　时不我待，今后5年，既是中国经济迎来增长质量全面提升的过渡时期，也是中国经济能否初步实现增长动力切换的关键5年。中国经济既要保持适度快速增长，更要切实把握战略转型的时间窗口，不可一再拖延市场化改革，切实减少经济战略转型的边际成本。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笔者最为担心的是各级地方政府的增长情结太浓，以至于为了完成8%以上的经济目标而不惜推迟转型时间表或者干脆将转型抛在一边。笔者呼吁，作为对中国经济长期发展负有政策设计与协调重任的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理应在镜鉴往昔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集中海内外真正关心中国经济发展的经济学人与有关市场人士的智慧，通过周密论证，拿出一套关于中国经济战略转型的整体性框架来。假如能够通过系统性的政策设计与有效的执行力将经济增长的下一个周期建立在结构均衡的逻辑起点上，则中国根本不必在增长的迷雾中徘徊。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