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小敏：“经济改革这条腿往前滑，政治改革这条腿抬不起来，就形成劈叉，站不稳了。” 　　人物简介 　　石小敏，生于1950年8月。现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高级经济师。 　　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1983-1991年在国家体改委工作，历任副处长，处长。1991至今，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工作，历任调研室主任、常务理事、副秘书长、秘书长、副会长。 　　主要研究领域：宏观经济运行与经济体制改革。对中国现代化探索历史进程中的复杂性、曲折性与规律性有切身的体会与认识。

    中国经济50人论坛、新浪财经和清华经管学院联合举办的新浪长安讲坛第168期日前召开。50人论坛学术委员会成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石小敏发表题为“宏观经济与改革走势”的主题演讲。在谈到中国的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时，石小敏强调，中国突出的结构问题是贫富分化问题，而解决这一矛盾还是要依靠改革。

　　中国突出的结构问题是贫富二元

　　石小敏说，现在全球都在调结构。比如美国，它的消费率在下降，储蓄率在上升，它在加大对新能源、新技术的研究。但是国内学者更关心的，是中国怎么调结构。这不是一个新话题了。在“十二五”制订之前，争论比较多的就是保增长和调结构孰前孰后、孰轻孰重的问题。后来还是选择把稳增长和调结构更好地结合起来。但是越来越多的人们认为调结构比保增长更重要。
　　中国现在的结构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现在一般认为，中国的结构问题是内需不足，内需不足主要是消费不足。大家现在谈消费一般用居民消费率占比这个数据说明问题。中国居民消费率占GDP比重是35%左右，近几年来大体都在这个水平上，有时高一点，有时低一点，比发达国家平均低20个百分点以上。消费率这么低，大家对形成的原因达成了共识：就是收入分配严重不公正。中国是一个二元社会，在中国的结构中间，存在诸多的所谓二元问题，如经常讲的城乡二元结构，内向经济、外向经济的内外二元结构，垄断和竞争二元结构，政治和经济二元结构。但是现在从现象上，最为凸现的是贫富二元结构。
　　中国的社会结构从收入等级这个角度来看，像个什么呢？清华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李强教授有一个很形象的比喻。他根据2005年人口普查材料得出结论，中国的社会结构如果按照收入来判断，就像一个倒钉子形。它既不是枣核型，也不是橄榄形，也不是改革开放前的金字塔型。80%到90%的人是在钉子的横杠上，10%左右的人在钉子的竖杠上。
　　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博士2006年做了一个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他用非常特殊的办法做了一个调查，发现中国的收入统计严重不实，富人阶层大概隐瞒了3/4的收入没报出来。王小鲁用的是2005年的数据，当时隐瞒的3/4的收入是4万多亿元，当年全国的GDP大概是18万亿元左右。他根据调查的样本做了一个测算，把城市居民分成十等份，最富有的10%的家庭人均收入和最贫穷的10%的家庭的人均收入比，统计局公布的是9.1倍，王小鲁调查的是31倍。如果把农村再加上，大分类分成十等份，最富有的10%的家庭人均收入和最贫穷的10%的家庭的人均收入比，统计局公布的是21倍，王小鲁调查出来的是55倍。把这两组数字放到网上听听意见，几乎所有的人都说后边的这组数据更符合真实情况。而且在支持王小鲁的投票中，90%以上认为这个数字还不够高，实际情况比这个数字还要高。
　　2009年大家最关心的是房地产，“两会”期间大家议论最多的也是房子。中国房子的供给结构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呢？2009年是像一个正钉子型的结构。建设部部长说我们2009年一共盖了20亿平方米的房子，但是公布的房地产数字显示，城市的商品房去年盖了10亿平方米，其中公共住宅8亿多平方米。总理说有200万套的经济适用房，一套如果按50平方米算就是1亿平方米。还要考虑到，这200万套经济适用房里，有一些要给特定人群，如一部分要给公务员，一部分要用于老工业区的棚户区改造。真正给城里一般的老百姓提供的保障性住房有多少呢？大概就剩1000万平方米。1000万跟10亿比是1%，也就是说城里供给的房子1%是给穷人的。一般国家是多少呢？保障性住房大都占当年全部商品房面积的50%以上，越是贫富差距大的国家，这个比例越会相对高一点。
　　中国的现状是，收入分配是倒钉子型，住房供给是钉子型，一正一反反映出很大的一个矛盾。这是中国结构问题中最重要的一个。城市化问题，服务业比重问题，就业机会问题，城乡二元结构问题，财税结构问题，都是中国面临的结构问题。但是现在最使人们忧虑的是贫富结构，是在重要的物品的供给上，这种正钉子和倒钉子的尖锐冲突，是中国未来十年必须面对的。

　　调整结构需要大项目的支撑

　　原中央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最近在几个场合，包括公开的和内部的，都在建议能不能把中国的居民消费率用三年的时间提高10个百分点，从现在的35%提高到45%。郑新立说，现在国内有很多很富有的人老了，已经是白发老人，钱花不出去，老出国花钱去，买奢侈品，因为国外的便宜、免税，而且很多旅游、养老、医疗的措施国内也没有。能不能搞一批相关的东西出来，让他们把钱花在国内。石小敏认为，这当然也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还是要提高中低收入层的收入。怎么提高他们的收入，这是个很难的问题。
　　石小敏表示，别说三年，十年提高10个百分点也行。一年提一个百分点，把消费率提上去。中国现在35%的消费率差不多也是十多年来逐渐降下来的，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的消费率也超过了40%。
　　“可是措施在哪儿呢？”石小敏问。他说，中国这几年有一个大措施起了很好的效果，就是前几年实行的对农民的免税政策，还给农民种粮各种各样的补贴，包括种子、机械、化肥等，种粮补贴直补到农民头上。2003年开始实行这项政策，2008年基本到位了。按2008年的情况，当年给农民总的好处是2000亿元。2000亿元是什么概念？假如农民把这2000亿都消费了，等于穷人、中低收入阶层提高了2000亿元的消费能力。现在中国全年的GDP是33万亿元，2000亿元的消费相当于提高了居民消费率0.6个百分点。如果中国今年想把居民消费力提高一个百分点的话，这样力度的措施要有两个。也就是说，在正常的增长情况下，对农民免税的政策要有两个才能让居民消费率提高一个百分点。十年要提高10个百分点，也就是要有20个类似的项目。
　　据他介绍，上个世纪90年代政府就开始议论农民增收的问题，议论了10年，然后又在安徽实验了5年，才下决心免农业税。再用了5年的时间推广，到2008年才成就了这么一个政策。这个政策确实给老百姓带来了希望，使中国的农村变得比以前稳定。但是它前前后后从准备到完成用了20年的时间。像这样量级的政策现在还有几个？
　　去年1月份建设部提出，用三年的时间花9000亿元，每年3000亿元搞保障性住房。每年3000亿元可不少，1500元一平方米就是2亿平方米，2亿平方米的保障性住房体系足够大。但是后来不喊了，因为找不到资金来源。建设部到去年四季度喊的是要保证700万平方米廉租房的建设，但是到地方上督察发现，在各地政府的保障性住房体系中，廉租房的完成率最差，只有23%。这个计划后来就没了生命力。
　　还有一个是医疗改革。国家说3年拿出8000多亿元，平均每年2800亿元，用以改善医疗，建基层医院，补医疗费用，补给医保。但是医改到现在总的方案还没完全出齐。公立医院改革是医改中非常大的一块。前不久卫生部组织各地的卫生局长讨论公立医院改革的问题，听说有的地方卫生局长说，现在真难，以前搞改革像奥运会，枪一响朝一个方向跑，跑到第一名拿金奖。现在是枪一响，往这个方向的也有，往那个方向的也有，蹲着不动的也有，没有一个方向。公立医院改革缺乏方向，所以到现在为止，医疗改革喊了一两年了，但是第一个方案拿出来的时候，央视的著名节目主持人白岩松说看不懂，为此还写了检查。不光他看不懂，其实大多数人都看不懂，所以后来又修改，到现在政策还没有完全出齐。
　　如果中国计划用十年的时间，将居民消费率提高10个百分点。那还要考虑十年的时间，GDP很可能从33万亿元翻到了66万亿元，消费率提高到45%，规模就要有30万亿元。现在只有33万亿元的35%，也就是11万亿元，这中间差着19万亿元的缺口。如果考虑到这样一个动态的十年过程，像这样农民减税和补贴的政策，恐怕累计起来得20个、30个都不够，我们的政策储备在哪儿？

　　调结构的核心动力是改革

　　石小敏认为，结构调整真正的核心动力是改革。结构调整难，归根到底，是因为现在改革存在困难。他说，中国这30年从一个世界体系之外的穷国，发展到现在经济总量接近世界第二，确实让世人瞩目，它依赖的核心是改革开放。但是现在，改革已经改不动了。
　　石小敏说，我想用一个动作来表示对改革开放的看法。中国改革开始的时候是两条腿走路，第一步是农村联产承包，迈出去了。第二步取消人民公社体制，也就是恢复历史传统的乡村管理，也迈出去了。城里改革也是一样，主要是国有企业改革。第一步是恢复经济激励，奖金、利润留成。第二步就开始试行厂长负责制，进行国企内部的政治改革。但是到了1985年，当中国整个经济改革在城市开始全面铺开的时候，价格改革、开放、特区、中心城市、工资、劳动制度都开始推进的时候，经济改革这条腿开始迅速地往外迈，政治这条腿却抬不起来了。
　　当时中央专门成立了一个总书记领导的政治改革领导小组，按照邓小平的部署，研究政治改革怎么适应经济改革的变化。因为当时虽然经济发展很快，老百姓生活改善也很明显，但是也出现了很多意见，叫做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当时研究政治改革，研讨了很多问题，有了成果以后，有一部分内容写在了十六大报告里，不幸的是随后遇到了一场风波，政治改革这条腿始终没有抬起来。经济改革这条腿往前滑，政治改革这条腿抬不起来，就形成劈叉，站不稳了。所以那场风波以后，中国就把经济改革这条腿往后抽。邓小平南巡后又把经济改革这条腿伸了出去。
　　这时改革的动力也发生了变化，开放开始带动改革，于是前腿拖着后腿走。比如把很多国有企业实行了破产清算，比如建立了社保制度。虽然走得很累，但还是移动了很远的距离。一直到2001年WTO签订，后腿也就挂在了开放的车上，被人家拖着走。正好还有一段高速全球化的发展时期，又走了一段距离。这两年遇上了国际金融危机，全球化受挫停下来了，于是我们这条腿也放下来了，卧在了这儿。
　　石小敏说，现在最大的担忧是改革没劲了。现在正好是全球都需要选择新的方向和战略的时候，也是考验新的勇气和决断的时候，不进则退。现在中国已经不像30年前那样，开放只是引进资金、技术、管理了。WTO后，开放上了一个新台阶，开始成套的引进规则。如WTO是一套规则，环保是一套规则，安全是一套规则，人权是一套规则，都引了进来。这些规则背后的理念实际上是相同的，公平、公正、透明等等，相当于引进了全球的普适价值体系。这是很大的进步。80后、90后，甚至更年轻的一代，潜移默化地接收了这种价值体系，政府如果再像以前一样不加快改革，就可能会受到舆论越来越大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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