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货币政策对美元亦步亦趋向来为人所诟病，认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大国没有独立的货币政策是不可思议的。而自金融危机以来，伴随着宽松的货币政策出现的高房价，引发了资产价格泡沫的质疑。
央行行长周小川先生回答了这一质疑。
12月22日，周小川在2009中国金融论坛上表示，中央银行干预资本市场是不现实的，而是应该在泡沫破裂之后尽量减轻痛苦，资本市场经常对货币政策进行非理性判断，进行非理性投资。
也就是说，我国现行的货币政策无法兼顾资本市场，甚至资本市场的表现都没有被考虑进货币政策的决策之中。针对目前市场最关心的通货膨胀问题，周小川先生的答案似乎是，中国应该维持一定的通货膨胀。
中国央行与美联储不同，不能实行以通胀与就业为指标的货币政策体系，因为中国存在多目标系统，低通胀、经济增长、就业与国际收支平衡四重目标，这四个目标很难重叠。尤其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主要的目标就是经济复苏，其他目标必须靠边站，甚至在经济指标好转之后，还出现了无就业复苏，突破了以往的常规。所谓通胀与就业对应的菲利普斯曲线，已经不敷所用。因此，我们看到了在货币与投资拉动下的经济复苏，却没有看到就业的增长，美国11月的失业率依然徘徊在10%的高位，而中国的真实就业数据难以估计。
换言之，如果想摆脱危机，唯一的办法就是大量货币去填充危机过后的资产黑洞，无论是欧、美、中，都是这么做的，从数据上来看也取得了效果。问题在于，这么做是不是以拉长经济萧条期为代价，在危机过后，我们将步入漫长的萧条过程？凯恩斯主义者与奥地利学派将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如果我们承认，实体经济的复苏与生产效率的提高是经济复苏的基础，就应当承认货币注水挽救危机无法长久。美联储在格林斯潘掌舵时，之所以能够以货币手段应付数次小危机，是因为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为美国提供了支撑。如果美国与中国的经济效率一起下降，纵然有十个格林斯潘横空出世，也无法拯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全球经济。因此，中美能否度过经济萧条期，才是验证宽松货币政策与投资主导的政策是否应验的准绳，现在为宽松的货币政策欢呼为时过早。
更重要的是，中国处于改革转型阶段，为了厘清混乱的价格体系，为了今后的低通胀，必须经过价格闯关，而货币政策必须“考虑支持资源配置优化，要考虑能源价格、天然资源的价格、住房还有公共交通等可以收费的公共事业，包括水资源价格改革，改革我们要支持，同时制定货币政策要对此留有空间”。如果单纯以通货膨胀目标论，央行可能会抵制资源价格改革与房价改革。但是，央行还有经济增长和就业的目标，因此央行绝对不会抵制改革，相反，还会以一定的货币数量为改革保驾护航。这也就意味着，通胀的阵痛是不可避免的。
房价、房租计不计入CPI，表面上看只是CPI数据的变化，即便将房租计入CPI导致通胀压力急剧上升，央行也必须支持这样的改革。也许在周小川先生眼里，这是资源价格市场化的过程，是改革必须付出的代价。这正是他的核心观点。
新的问题来了，中国市场化价格闯关20多年，屡闯屡败，这究竟是货币的原因，还是越改越偏离了市场化的方向？目前资源价格的提升，是否能够将中石油、中石化(600028,股吧)改成市场化的机制？是否能够改变电网垄断力量越来越强的格局？远的不说，就说中国正处于改革关键期的城市商业银行，从内部治理结构上来说，也是越改越行政化，而不是越改越市场化，从人事到贷款项目大都听命于地方政府。面对如此顽疾，请问有关方面又能采取什么应对措施呢？总不能30年之后再表示，中国物价还得闯关，请民众理解政府的改革决心吧？
不可避免的通胀因素有很多，如增加低收入人群收入，加强低收入人群的社会保障。12月22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再次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实施全国统一的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制度。在背后是通胀压力的增加，但这样的通胀压力有利于长远，人们能够勒紧腰带渡过眼前的困难。而根本不靠谱的资源价格上涨，最大的可能是企业越来越垄断，企业成本与资源价格越来越高，最后获得的是几个跳蚤。
最后的问题是，为了经济复苏、为了经济转型、为了资源价格市场化，我国必须忍受一定程度的通胀，只是，通胀的边界在哪里？是CPI3%还是4%，是否也应该向民众作个明明白白的交待呢？就像周小川先生所说，“凭领导人派脑袋感觉最后目标实现程度”，这是非常可怕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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