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个交易日，人民币兑美元一改强势，出现了少有的跌幅，引起了市场的高度关注。笔者认为，人民币如果出现小幅贬值，应该是对今年以来升值幅度过大的一种纠偏，不值得大惊小怪，但从中长期来看，人民币应该保持稳定和强势，不宜频繁将汇率作为一项政策工具来使用。

　　小幅贬值属自我纠偏

　　今年初至今，人民币兑美元升值幅度略超过6%，但由于美元指数自7月份以来的大幅上升，人民币兑其他货币升幅远远超过兑美元的幅度，其中兑主要贸易伙伴欧盟的货币欧元升幅高达23%，并且升值过程集中在最近几个月。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的统计，今年以来人民币的贸易加权汇率的名义和实际值升值幅度都超过了13%。
　　因此，从各个度量指标看，今年都是人民币升值幅度最大的一年。只是由于人们更多关注的是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才忽略了人民币真实升值幅度巨大的事实。
　　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元大幅走强的背景下，除中国等少数两三个国家外，绝大多数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货币都出现了贬值走势，其中资本市场开放度高、对短期外资流入依赖度高的韩国、印度和巴西的货币均出现了比较大的贬值，例如韩元有效汇率贬值幅度接近30%。
　　事实上，今年以来人民币已经成为全球最强劲货币，过于强劲的走势如果持续时间太久，可能会引发经济贸易新的失衡，因此，某种意义上而言，暂停升值并适当回落可以视为对前期升幅过大的一种纠正。加权汇率3%左右的贬值，大体上可以认为是正常的现象，符合人民币双向波动的本意，也有利于扭转人们对汇率走势的单边预期，对培育外汇即期市场和外汇衍生品市场，增强企业、居民对汇率套期保期工具的运用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不要频繁“玩弄”汇率

　　但是，如果寄望于通过人民币贬值来改善当前的贸易困境甚至实现其他一些政策目标，则显得有些不切实际。
　　首先，中国的进出口结构决定了汇率对贸易差额的调节作用在短期内有限。一国贸易差额状况与该国的内部经济结构直接相关，过高的储蓄才是顺差的根源，单纯调整汇率而不调整内部的储蓄消费关系，无法消除外部经济失衡。特别是在短期内，如果贸易双方产品结构是互补性的，汇率变动对贸易收支几乎不会有效，因为这时需求的汇率弹性很小，2005年至今，人民币持续升值与持续的经常项目顺差并存就是证明。同样，贬值也不一定能立马刺激眼下突发的出口下滑，因为这次出口下滑，是国外需求猛降的结果，贬值最多能从竞争对手手中夺得非常有限的市场份额，于大局无补。
　　其次，汇率对国内物价的传递作用有限，短期内甚至是微乎其微。一种观点认为，贬值可以刺激外需，预防国内的通缩。事实上，由于传导链条过长，贬值引起的进出口商品价格变动最终传导到CPI时，会出现大比例的衰减，并且存在很长的时滞。在大多数情况下，汇率对中国国内物价水平的影响微弱到了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步。
　　第三，美元下一步的走势不明朗，在走强一段时间后可能会再次走弱。7月份以来的美元走强，主要原因在于美国之外的经济体形势恶化，欧洲和新兴市场的资金纷纷逃向作为避风港的美国国债，同时前期美元空头被迫回补也助推了美元的强势。但美国巨额双赤字的基本面不支持美元持续走高，后市美元如果由强转弱，那么人民币大幅贬值就失去了依据。
　　第四，在持续保持贸易顺差的情况下，人民币贬值可能会引发更多的贸易冲突。
　　总之，以静制动，保持汇率的基本稳定，不作过大的调整是现阶段环境下的理性选择。因为汇率对贸易差额的调节作用在长期内并不存在一比一的关系，在短期内就更存在滞后和不确定性。汇率更多地应该在一个相对均衡的位置上保持稳定，为经济运行和结构调整创造适宜的环境，将汇率作为一项短期工具来实现特定的政策目标，效果十有八九是不好的，甚至是徒增干扰。

　　人民币强势利于结构调整

　　当前中国经济结构存在严重失衡，突出的表现就是对外需过度依赖，而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占比过低。汇率、收入分配、未来的不确定性共同造成了上述失衡。在过去的几年之中，政府虽然确定了结构调整的方向，但路径依赖使消费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迟迟难以建立。
　　中国外贸依存度高达70%，在世界各大型经济体中绝无仅有。过高的外贸依存度使得中国经济在外部冲击面前不堪一击，而经济资源大量集中在外向型部门又使得结构调整的难度加大。当外部需求缩减冲击国内增长时，保增长的政策目标又引导各种政策资源重新倾向于流到外向型部门，使得经济结构的调整走入一个死结循环之中。
　　尽管汇率短期对贸易余额的调节作用有限，但长期汇率趋势对一国的经济结构会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在调整收入分配和大力消除居民谨慎性储蓄的同时，应该将人民币在长期内保持在一个相对强势的水平上，通过几股合力来逐步摆脱结构失衡的死结循环。当下，大力刺激内需，并采取相应措施协助外向型企业将资源转到内需上来，才是最佳选择，如果外需一出问题就想到贬值，就会在死结循环中越陷越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