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最新公告，2008年前三季度中国GDP达到了201631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9.9%，这是世界上大型经济体系的最高增速了。然而对于中国而言这也是GDP连续5个季度的下降，这个变化开始对我们的整个宏观经济管理的战略运转提出了深刻挑战。

　　2008年以来，面对美国政府推动以能源、农产品和生物医药等行业价格轮番上涨的方式修补其金融体系的故障和损失的危机转型方案和滚动式的危机修复战略，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经历了年初的“防过热、防通胀”的“两防”阶段，7月份开始的“保增长、控通胀”的一保一控阶段，这两个阶段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的设计都是建基于等级制的国际分工秩序和紧缩性的国内纸币体系的管理基础之上的，还没有摆脱以美国经济为中心的阶层式的国际心态，没有摆脱加工型经济的依附性运转。其结果是中国保留了世界上最高的外国纸币储备；中国的进出口规模与内需之间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不对称性；信贷扩张集中在房地产和传统产能的推进而未实现经济的跨越式转型，凡此种种，不一而论。
　　当代中国经济体制的结构性战略缺陷之一就是要素市场、产品市场和金融市场半流通的不完整的商品化，特别是存在着大规模非信用化、非货币化机制运转的经济空间，这个体系商品化的过程就是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因此，因应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的商品化、货币化进程，处于改革进程期的国家，增长速度就高，而且市场的商品化、货币化快速进程表现为爆发性经济增长，这个经济增长是生产性经济与纸币体系的互动运转。相反，处于发展成熟期的国家，已经进入完整的商品化运转阶段，增长就会缓慢，为此，发达国家的增长速度就会慢些，这是市场经济国别发展政策所致。
　　1986年中国城镇房屋拥有20亿平方米，当时最高估值8000亿元人民币，然而到今天至少价值近10万亿元人民币。为此，我们必须正确评价中国的增长速度，这个增长更多的是来自要素市场、产品市场和金融市场的商品化和体系化，它既是中国生产力的提高，也是中国资源商品化的结果。中国之所以较日本等国家可以释放更加强大的增长周期和增长能力，就是因为中国具有世界上最丰富的要素市场、产品市场和金融市场的战略储备，倘若扣除这个储备的增长，我们经济增长的能力是有限度的。
　　正是基于此，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必须进入促增维稳的时代，这就需要中国经济全面进入市场经济时代。它也将使中国的要素市场通过商品化的途径，实现全球化的竞争性成长，也将使中华民族从新的世界视点，把握中国先赋的资源力量，并实现自致力量的最大化！
　　此政策不是要等待美国宏观经济政策变化再变化，而是要充分利用中国单一制国家的经济启动能力强大，干预有效的体制特点，大规模、大体量和创新性地实现经济扩张和转型。
　　美欧等的救市大约都在5万亿元人民币的体量和规模，中国的转型代价也需要这个数字，其中1-2万亿元可由中央财政解决，1万亿元由地方政府和企业解决，其他可以通过信贷解决，这个转型成本投入之后，应该可以使中国拥有世界领先的生产力。这个转型成本，不但是为了刺激经济增长，也是为了稳定现有市场的运转。这就需要两个约5000亿元人民币规模的稳定基金，一个用来稳定中国的资本市场，一个用来稳定中国的出口市场。这个稳定资金是中国经济转型之必要，也是我们转型不致覆辙的战略前提。
　　为此，我们迫切需要建立一个成熟货币市场，它应该使银行不再依赖居民和商业存款作为资金主要来源，银行应该通过市场化的负债管理筹集资金，它可以推动商业银行提高收益高的贷款在资产中的整体比例。也就是说中国的信贷来源也可以依靠货币市场获得。由此将再造我们市场化的信贷资源，将脱缰野马式的流动性圈养进中国的货币市场，使我们的货币管理政策摆脱落后的决策基础和人治色彩，脱胎换骨，获得更广阔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