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社会上反响强烈的幼儿园高收费问题，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续梅日前表示，教育部对此非常关注，正在积极协调发展改革委和财政部等相关部门，准备出台幼儿园收费标准的暂行办法。(8月26日《中国青年报》)

　　眼下，幼儿园收费可以称得上是“又高又乱”。一方面，赞助费、支教费、捐资助学费等诸多收费名目，令人眼花缭乱。同时，一年少则数千、多则过万的收费金额，使得上幼儿园贵过读大学，成为许多家长不能承受之重。因此，这则报道一公布，立即在网上受到热烈欢迎。
　　然而，单单一个收费标准的制定，能否真正推动“贵族”幼儿园回归“平民”角色，我看未必。先不论地区经济水平、幼儿园师资条件之间的差异，使得统一规范的量化标准难以制定，即便有了这样的标准，其可操作性和实际效果又会怎样呢？
　　事实上，早在教育部拟出台“国标”之前，许多省市已经陆续制定了地方标准，但却大都沦为“纸老虎”。以南京为例，该市从2004年试行统一部分幼儿园收费标准，随后标准逐年有所上调，范畴也扩大到全市，但也都在每生每月数百元之内。不过，就是在这座城市，仍旧曝出了年费10万元的“天价幼儿园”。当然，这也许是一个有些极端的例子，但收费标准形同虚设，教育部门“越治越乱”，却已然是不争的事实。
　　一言以蔽之，幼儿园收费失范，根源不在于标准的有无，而是政府对学前教育的投入不足和定位不清。先说投入不足。据统计，我国幼儿教育占公共教育经费的比重仅为1.3%，这一数字甚至远远低于经济并不太发达的泰国(16.4%)。就连沿海发达城市广州，每年100多亿元的教育投入中，幼教占有量也不到2亿元。在“政府欠账”的情况下，幼儿园的运营开支就不得不转嫁到社会，由“家长埋单”。
　　再看定位不清。自上世纪90年代起，我国幼儿教育不再由政府包揽，而开始引入民间资本。开放办学固然需要，但政府在操作中过于依赖社会力量兴办幼儿园，而忽视了幼教的独特性、基础性和普及性。在北京，1300多所幼儿园中，私立的占了9成。当幼教成为一种产业，供求的价格杠杆作用就开始显现。目前全国近6000万名3岁至6岁的学龄前儿童，只有约2180万人入园就读，6成孩子面临无学可读。可见，幼教资源严重供不应求，完全处于卖方市场，话语权掌握在幼儿园一方，家长们对于高收费也只能是“敢怒不敢言”。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起点，而学前教育又是起点中的原点，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有义务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从国外经验来看，加拿大、日本等国家已经或正在把学前教育纳入义务免费教育范畴，即便没有实行全免费，也通过政府的财政支持，幼儿园收费保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今年“两会”期间，一度传出教育部对此正在研究的报道，尽管事后被证失实，但其时的舆论反应，足见民意所向。
　　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与制定标准的“治表”相比，将幼儿园纳入义务教育，加大政府对幼教的投入力度，才是遏制高收费的“治本”良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