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问中国当前及今后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回答当然是实现人均GDP约为6000美元小康社会目标。中国人渴望富裕的梦想有史以来有望在21世纪50年代首次实现。按照现有的经济增长速度推算，人均约6000美元的目标离我们确实不远。但是，如果按照现有的经济消耗水平推算，即便不考虑战争、社会动荡和经济自身的周期波动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的约束，仅仅资源消耗水平约束这一项，就足以使这一梦寐以求的目标变得遥遥无期。现有的单位GDP消耗的资源水平，使我们有限的资源在还没有达到人均6000美元之前就枯竭了。简而言之，我们现有的增长方式是不可持续的。比如国内的石油、铜等资源只能维持到40--50年就枯竭了。要想实现小康和持续发展，中国当前及今后的最重要的问题实质是如何在节能减排的基础上发展的问题了。节能减排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难题。破解这个难题，必须运用针对性的财税政策。

　　一、 修订GDP核算方法

　　以国民收入多少为标志来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数字标准，首先是由经济学家发明倡导，随后为政治家所追求应用。企业之间，地区之间，政府国家之间也是以收入高低作为好与坏、优与劣、发展与落后的主要标志。没有GDP数据，想要说明宏观经济状况是困难的。不借助GDP数据，政府想给出有水准的宏观经济政策也是不可能的。然而从今天的观点看，国民账目体系的先天缺陷是明显的。它从一开始就只说明了收入或产出来自哪里、有多少，而没有说明收入或产出的全部成本。有些成本在市场交换之外，因此不能反映到经济活动的全貌之中。GDP只能核算出有记录的市场交易的货币收入或产出，由汽车尾气而产生的空气污染成本是不在核算指标体系内的。
　　其实大多数经济学家早就注意了这个问题，并纷纷拿出了自己的见解。比如萨谬尔森和诺德豪斯就提出了用经济净福利(ONEW)取代GDP。他们特别强调了要在原有GDP中减去环境破坏的代价。目前，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等机构和大多数经济学学者认为，采用绿色GDP核算是大势所趋。绿色GDP基本意思是在核算GDP时把资源成本和环境成本统计在内，从而是真实的可靠的和可以持续的。
　　首先，中央政府要让政府官员有动力按绿色GDP核算。对不按绿色GDP核算或在核算过程中有虚假成分的要与政绩及任免挂钩，而不像过去那样，只要GDP高就好，不问GDP的资源环境代价。
　　其次，运用税收杠杆引导资本从高耗能高排放行业流向低耗能低排放行业。在生产环节使这些带有高耗能高排放高用水性质的产品成本上升，利润下降；同时，在消费环节上对使用这些带有高耗能高排放高用水性质的产品增收有害税，减少人们对这些产品的购买消费。这样既可以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也可以增强人们节能减排意识。
　　再次，大力支持环保和新能源产业开发。其财政含义是对这个产业实行低税率零税率甚至是负税率。边际税率越低对资本投资就越有吸引力。有更多的资本流向环保和新能源产业就预示着环境改善和减轻节能减排压力。补贴使资源价格扭曲，无法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弊多利少。从水资源污染程度和消耗速度看，全球缺水时代已经逼近，中国必须采取措施未雨绸缪。一是严防水资源污染；二是必须提高水价；三是增强全民节水意识。

　　二、 解决企业收益与成本计算不对等问题

　　企业是利润最大化的经济主体。诸如降低工资、薪金、原(燃)材料成本之类的办法，是企业降低成本增加利润的正常办法。除了这些正常办法，企业还有一种手段是把企业内部成本转嫁给社会承担。比如说采掘、冶金、石油、石化、造纸等行业大量排放废气污水，实际上是全社会甚至全人类为之承担难以估量的成本，而受益的仅仅是行业企业。在企业收益不能反映其全部成本的现有核算体制下，让企业减排类似于与虎谋皮。从污染日益严重的趋势看，说明一般的政府管制也收效甚微。
　　企业的外部性说明了政府存在的必要性。应对企业消极外部性行为的措施主要是：

　　1、 重点管治高耗能、高污染、高用水的企业。但是不管怎么管制，效果是有限的，空气和水质量的全球性变坏就是很好的证明。问题在于监管成本高、监管俘获现象极为普遍。集中力量对重点企业施行重点管治，效果应当好一些。

　　2、 设立排放税，使收益与排放挂钩。搞市场经济意味着我们要相信价格。高排放企业由于其产品价格没有包含转嫁社会的成本，因而有利润甚至获得“发展”。所以，治理排放最有效的办法，是针对排放企业制订排放税，使税率大小与排放多少直接相关，把企业外部性成本通过税率强制进入产品成本里。由于价格是市场决定的，企业要生存、要获利、要发展的唯一途径就是减少排放。排放税率是随着排放量设计的，排放量小到一定水平时，税率可以是零，甚至为负数，这样，企业有动力研究新技术新办法以持续不断地减少排放，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达到排放标准即可以排放。

　　3、 减少耗能的财政办法。搞市场经济就意味着我们要相信供求规律。因此，减少耗能的两个办法：一是增加新能源的供给，从而使原有污染大、不再生的能源节省下来。这就要求财政一方面加大可再生的新能源产业企业的投入力度，一方面对使用新能源企业而产生的高成本给予补贴，鼓励使用新能源，进而也是鼓励新能源的开发。二是提高能源价格，从而减少能源消耗。首要是要停止对能源价格的补贴，使价格回复到均衡水平。其次，要立即开征燃油税和排放税(或有害税)，通过用油高成本高价格的利益机制抑制用油及排放。再次，对生产和使用节能产品给予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当然，新能源的开发与使用只是分担原有能源的消耗，并没有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国家财政政策的最后一个重要内容是，支持能源效率提高的技术研究。如，我国电机耗电占总量的50%，若能研制新型节能电机显然是功在千秋的事业。而这不是一般私营企业所能担负的任务。

　　三、 缓解人口压力

　　做为经济社会的人不一定是生产者，但必然是消费者。多一个人就要多一份生活必需品的消费，这是不变的铁律。地球承载的人口压力一定是有限的，技术进步能够挖掘的潜力也不是无穷的。我国的情况更是如此。我国的经济适度人口仅为7～8亿，剩余的5～6亿人口也要生存。每次人口增长都不可避免对地球资源提出新的要求。根本的办法是降低人口自然出生率。通过财税政策调整要做好几个方面的工作：1、构筑安全可靠的养老医疗保障体系。中国是脱离农业社会不久的国家，养儿防老的观念根深蒂固。只有国家财税解决了这个后顾之忧，一夫一妻一个孩才能有效落实下去。2、出于人性人道人权的考虑，不能强迫夫妻一个小孩都不要，但是，可以给这样的夫妻给予优良的养老医疗优惠，比如，可以把国家负担一个孩子的费用的一半资金通过财税渠道支付给这样的夫妻等。3、人穷了是养儿防老，人富了是希望财产有人继承，事业有人传承。因此要从财税政策上严防经济条件好的家庭出现多要孩子的倾向。一是高额财产继承税；二是收取高额超生费。人口政策一点也不能放松。4、当劳动力成为国家之间竞争力的主要组成部分时，需要加强联合国的力量予以协调。

　　四、 改善生活方式

　　经济的进步与发展在一定意义上是为人类创造新的生活方式。比如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业定居生活方式，取代了居无定所的采集和游牧生活方式。一旦有了稳定的居所和食物来源，再回到没有稳定居所和食物来源的采集与游牧时代的生活方式，是难以想像的，实际上是不可逆转的。生活在农业社会的百姓，一年只能洗几次澡，而现代城市居民一个月只洗一次澡就是不正常的。仅仅洗澡一项现代人比古人多消耗的水量就是惊人的。现代人是想像不了没有电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中国的电80%是靠烧煤得到的。煤是不可再生的十几亿年积攒下来的有限化石资源，烧煤的过程不仅是耗能的过程，也是污染排放的过程。可怕的是，离开了电和电器，离开了供水和煤气，离开了汽车和汽油，现代人似乎连一个月也活不了。退回到以往任何一种社会形态的可能性只能是一种假设。
　　生活方式难以逆转并不是不能加以改善。设计良好的财税办法，不仅可以引导生产行为，也可以引导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的逐步改善。1、对民用电、油、汽、水产品实行高税收办法，使其价格与市场价格一致，提价之后和提价之前的差额，由财政按消费单位以现金形式补贴，人们必然转而培养成节俭的生活习惯。同时，由于节能而节省下来的每度电、每升油、每立水都变成可见的现金收入，这会反过来更加激励人们增强节能行为。2、对日用消费品实行差别税率，使同等商品不包装的价格最低，简单包装的价格次低，过度包装的价格最高。只要税差价差适当，同等品质的产品，人们倾向于消费价格最低的那个产品。人们的消费方式变了，必然引导厂家包装方式的改善。
　　自从产生工业企业盈亏核算以来，自从利润最大化主导经济活动以来，自从市场经济制度成为经济活动的主要制度以来，负的外部性就从来没有离开过经济机体。外部性泛滥是市场经济制度最致命的缺陷。克服市场缺陷不可能靠市场自身的力量，而只能依靠政府的力量包括采用强有力的财税手段。

(作者单位：东北财经大学研究生院)